面子生态与中国本土政治心理学之创辟/刘 崧

　　2.家庭：面子生态的发生结构。家是儒家文化的活载体，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传承细胞。由礼仪和名分异化而来的面子观念，最初在家庭生活中滋长，并在社会生活中壮大。家庭之于面子，至少有两种作用。首先，家庭培育了人的面子观念和面子驱动。从横向上说，中国人总是把一己之我置于整个家庭之中，家庭成了实现人生价值无法割舍的意义背景。从纵向上说，中国人的自我在本质上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自我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不断的家族世系中的一个联结点和传承点。尼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把生个儿子当成一种宗教义务，他们把个人在彼岸的得救取决于生个儿子［6］。其次，家庭使面子观念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定向作用。西方人的荣誉感常常是个体性的，而中国人的面子观有一种家庭的面向。《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表明家是中国人面子观念的结构单位：面子在家中孕育，并以家为指向。

　　3.做人：面子生态的内驱动力。在全世界的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重视做人，这本身并无问题，任何人都关注自我形象。通常情况下，人的自尊主要来自外部，来自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而，人的自我有一种社会性的指向。这种社会自我可以被称作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7］99。中国人重视做人，常常由注重内在品质滑向重视外在表现，从而催生以整饰印象为动机的面子功夫。而受新教文化塑造的西方人则不同，他们首先强调“是（to be）一个人”。事实上，正如仁字所显示的，在由“二人”定义“一人”的情况下，才需要在对方面前去做；而“一人”自我定义的话，就只“是他本人”［8］171。做一个人与是一个人是两个极为不同的观念。是一个人就是去面对自己，即必须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世人面前出现，在世俗关系里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做人则是为了别人才去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即使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8］172。

　　4.先赋性面子与获致性面子。按照面子资源的先天性和后天性，可以把面子分为先赋性面子与获致性面子。先赋性因素包括血缘、地缘、性别、辈分、外貌、年龄、种族等先天性资源。获致性因素包括个人方面的成就、人格、道德、修养、知识、能力等，以及家庭方面的亲情、联姻、财产、门风、穷富等，还包括社会方面的权力、身份、地位、名望、职务、关系等［3］145。先赋性因素可以直接带来面子，而获致性因素需要后天努力才能带来面子。

　　（二）面子生态的效用机制

　　1.熟人情境与名分相关性的面子化。如前所述，在面子生成的结构性因素中，家庭是重要一环。家是一个多成员组织，成员对家的向心力决定了面子具有相关性和可分享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家丑不可外扬”则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家是一个熟稔的亲情环境，面子观念在此间生成、发育。这决定了面子的生效范围主要在熟人情境，并且具有一种把熟人情境家庭化和面子化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对政治生活产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