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历史使然与创新研究/徐学绥

　　三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各社区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创新、构建平台、拓宽渠道等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以提升社区自治活力。深圳罗湖区重视培养社区自治带头人，推广应用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的社区议事规则，建设“居民之家”和“议事广场”，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常态化；佛山南海区建成社区参理事会249个，社区重大事项、重要决策必须经社区参理事会议事协商，引导成立“街坊会”“邻里中心”等社区社会组织661个，开展自助互助服务。长期在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影响下生活的“小百姓”，虽然有了社区居民的身份，但其观念与心理仍停留在“各扫门前雪”的状态，自治的社会认同不高，公民意识淡薄，参与不足，这是社区治理中较为普遍的问题。在建立健全社区自治体制机制的同时，发挥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结构和秩序创立中的作用，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保护其独立性不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瓦解，强化其监督、申诉、维权等功能，关注弱势群体，促进各治理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活跃社区自治。

　　四是完善社区服务，推进服务改革创新。各社区服务逐步向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基本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并结合当地实际推进服务创新。如深圳建立社区基金会，全面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提升民众“获得感”，社区每年可申请200万“民生微实事”经费用于社区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贴近居民、贴近生活、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项目。当前，政府购买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服务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行机制中各环节（知情、选择、监督、反馈、评估等）存在不少问题，如服务质量不高、财务监管不力、评估主体缺失、标准不一等，这给社区服务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珠三角城市的社会组织总量逐年增加，截至2014年底，广州、深圳、佛山社会组织分别有5841、8241、4700家，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4%、17.8%、11.8%。各社区积极建设孵化培育基地，对优秀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项目给予资金补助，举办社区服务洽谈会，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等，社会组织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社会服务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投身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区治理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近年来，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增加，但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对政府依赖性大，可持续发展成为许多社会组织面临的难题，甚至有不少社会组织拿到政府资助后就销声匿迹，两三年不开展活动，变身“僵尸”组织。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多侧重于与老弱病残相关的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等领域，而经济、文化、城建、城管、环保、卫生诸多领域的承接能力相对弱小，涉及这些行业的社会组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