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张文英

　　4.总体上是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相混合的政治信任形态。有学者根据政治信任的历史形态，将其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并指出“人格信任是传统政治信任的内核，民众对政治权力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行动者的政治人格；制度信任是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公共权力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3］。从现有的数据分析来看，天津市民众的政治信任形态是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统一体。首先，在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中，公共政策和威权主义价值观是最为显著的两个自变量。公共政策可以说是制度化渠道的结果，而威权主义价值观则带有人格信任的烙印。其次，大部分天津市民众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选择通过法律、上访、寻求党政部门和居（村）委会的帮助等制度化渠道来解决，一小部分通过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来解决，这也体现了当前的信任形态是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结合体特征。再次，在政治社会化方面，当被问到“在有关思想教育的内容上，我们学校里最强调哪一个”时，回答“信任领导人”的为21.2%，“遵守法律”的为48.9%，“政府治理的情况”的为2.2%，“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为27.7%。可以看出，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已是制度信任和人格信任相结合的方式，这应当会对以后的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综合整个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天津市民众的政治信任形态是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混合体。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当前中国正处于人格信任逐步消解、制度信任日益成长的变迁阶段［3］。

　　二、值得注意的问题

　　1.社会资本较低，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学界普遍认为，较低的社会资本不利于政治信任的形成。罗伯特?D.帕特南将信任看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他指出，“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信任的社会规范，而这些规范往往与诚实守信、互惠互利及团结合作等美德相关［5］。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及本文的数据结果也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信任的生成具有积极影响。在考察社会资本情况时，本文采用学界通常的问题设计，即“请问您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好”，数据结果显示，49.5%的公众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50.5%的公众认为与人交往还是小心为好。这表明天津市民众的社会资本状况不甚乐观，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

　　2.突发事件处置不力将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认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凸显，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这迫切要求政府转变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特别是自媒体发达的今天，对于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将直接影响全国人民和当地民众对央地两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认知和评价。在考察突发事件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时，问题设计为“您认为，发生在天津的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等，是否会影响您对天津市政府的看法”。本文通过二元回归分析突发事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结果显示：突发事件对于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