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社会三重视角下公共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屈 站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绝对控制在相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逐步淡化，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并得到迅速发展，公民的基本社会权益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大量成立。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已初露端倪，其参与公共治理的诉求和呼声亦不断高涨，但是考虑转轨期政府的传统特征，以及中国公民社会力量还很薄弱，社会机制在当前中国公共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鉴于此，推演出命题4：公民社会的有限性参与是中国公共治理机制生成的必要补充。

　　以上我们对中国公共治理机制的生成原理做了理论解释，为考察这些理论命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本文选择中国长三角经济区公共治理实践对其进行案例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案例检验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严格的概率检验，但通过选择代表性案例进行剖析，可以用来诠释和佐证某种理论命题。长三角经济区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公共治理水平较高，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三者之间的互动和整合能力较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本区域内的公共治理机制。笔者没有选择落后地区，是因为考虑落后地区的公共治理水平较低，可能根本不具备学术意义上的公共治理机制。

　　（一）科层机制层面

　　长三角经济区的公共治理机制是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形成的，下面笔者从政府（科层机制）层面考察其生成原理：第一阶段为实践探索阶段（1982—1987年）。为解决政府部门间的条块矛盾，并依靠中心城市带动周边经济发展，1982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早探索。1983年，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指出经济区要支持和促进各市、各企业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在协调、调整、开发、转移上发挥作用。1986年，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制定了《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这一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合作，为以后区域合作治理积累了经验。第二阶段为停滞阶段（1988—1992年）。1988年，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刚兴起不久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被中断。第三阶段为重启阶段（1992—2002年）。这一阶段浦东新区的设立和开发对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形成了强大吸引力，各城市要求加强合作、促进经济联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2］。为进一步加强城市间的合作，1997年成立了市长级协调常设会议，即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进入21世纪后，沪苏浙政府为加强省市间和长三角区域的战略协调发展，建立起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简称三省市座谈会）合作机制。这一阶段是为适应国家战略要求，长三角一体化重新启动并稳步发展的阶段，具有市场和政府双向推动的特征，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治理机制。第四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例如，浙江、江苏两省和上海市签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