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森对当代领导理论的批判和重建
| 通过社会习俗获得，理智型领导通过专业化知识获得，只有魅力型领导是个容易引起哲学争论的话题。在此，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即魅力型领导具有强有力的精神特质，拥有特殊的魅力品质。这种品质不容易被理解，它是神秘化的，不过它的拥有者看起来具备使他的下属愿意被征服的能力，而且其往往以一种超常的能力使用领导权。这就是麦克乔治所描述的领导的变形。霍金森倾向于假设魅力型或者变形型领导善于从那些不关心权势的下属中获取资源。在对于目标、意义、天职的寻求过程中，执行者或许能找到超出生活本身的意义，而这的确是超越逻辑的。
巴纳德和西蒙提供了相对立的观点。前者全心全意地进入道德领域而且提供了领导的道德典范，因此他认为领导的权威和权力不仅从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中来，而且也从个性和特征中来。这种观点，通过巴纳德本身的地位，在管理文化中获得非正统的迁移。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把领导—管理仅仅简化为经理或执行官的职能，其有效性来源于组织系统中的价值子系统。权力在此仅仅是管理者角色的一个直接功能，随着管理范围的增减而变化。 霍金森认为，巴纳德的理论本身存在着悖论：巴氏作为民主原则的积极拥护者，应该坚持领导权方面的道德优先性，它对于道德优秀或者道德复杂性具有特殊的容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道德更能够细化和具有能量了。正式权威可能被设计、合法化和结构化，然而，巴纳德主义的品质恰恰需要被追随者认同。虽然管理者宣称这种品质是明确的、可以转换的，但其实是靠组织中成员的观念支持和社会现实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魅力型统治是无法迁移的，它需要一些关键团体的支持，所以管理者的魅力特征也不可以放到市场上交易。 为了概念叙述上的方便，霍金森把领导区分为野心家、政治家、技术专家、诗人四种原始类型（克里斯托弗·霍金森：《领导哲学》，刘林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霍金森认为，虽然最合适的领导形式属于政治家类型，最有益的领导形式属于技术专家类型，然而，最有责任感、最有号召力和最能以自己的方式使人满意的领导形式则属于诗人类型。诗人号召他的追随者超越他们自己，他激发和引导追随者萌生最初的动机和价值观。由于这种原始类型本质上的宗教特征，追随者本人亦变得如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危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他们具有过度盲从和狂热的气质，这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内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竞争，而在这些社会阶层之外，则可能导致反对异己的暴力行为。当然，这个判断是根据较低级的原始类型的观点而得出来的。对于诗人和他的追随者来说，不存在什么推诿躲闪、缺乏自信和谨小慎微，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是具有责任感的（克里斯托弗·霍金森：《领导哲学》，刘林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从霍金森对“诗人型领导”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急于找到一种超越普通理性的、打破固定官僚结构的理想化的领导类型；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天赋神权”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在霍金森的归类中肯定是个诗人——也许还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在历史的判决中，他又是最没价值或者最大负价值的领导者。另外，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