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常态下“个性官员” 淡出公众视野现象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步入从严治党、重拳反腐、纯洁生态的政治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下，官员保持从政安全、累积晋升资源的政治逻辑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权力运行不问法理”的“结果导向”型传统政绩观最终将必然会被“综合政绩”“程序正义”并重的“过程导向”型新政绩观取而代之。换句话说，政治新常态下的“好干部”既要能够创造发展绩效、又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路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从现实情况看，“个性官员”群体那种以创造绩效为根本、施政方略个性化的官员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渐趋式微，进而导致以往被媒体热捧、干部热议、群众热逐的“个性官员”群体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另一方面，从思想状况看，“个性官员”仍然被一些人极力推崇，这说明其仍然具有“思想市场”。“个性官员”群体认知与实践张力的客观存在，使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个性官员”淡出公众现象进行解读。

　　一、催生“个性官员”群体的历史根源分析

　　一般意义上讲，以那些被传统政治旧形态所完全同化的、“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官僚群体为参照系，人们把能够超越制度施政、基于人性施政、彰显个性施政的官员统称为“个性官员”。作为一个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概念，“个性官员”的内涵始于比照而旨在超越传统体制机制下的被”模式化”的官员。同时，作为一个评价性概念，“个性官员”的外延尽管是历史性发展的，但其在当前阶段具有特定的对象域。

　　革命型变革期待：催生“个性官员”的大众心理根源。在负载着屈辱的近代史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社会，迫切希望“实现后发赶超”成为普遍的社会民众心态。以这种急切的革命型变革心态为先导，借助精神高地、后发优势和改革开放红利，近现代中国确实实现了“时空压缩”式的高速发展。然而，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常常会以人们普遍的心理认知的方式进行历史演进，因此，急切的变革、彻底的变革、革命的变革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改革绩效的大众心理公式。当年“铁腕执政、激进改革”的仇和、“媒体治市、剑走偏锋”的吕日周、“直言三农、为民请愿”的李昌平、“强力施政、减排治污”的潘岳等“个性官员”之所以被“追捧”，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改革被视为“革命型变革”，而这恰恰从根本上契合了公众的激进变革心理期待。这就使得“个性官员”看似“曲高和寡”，实则能实现官民“同频共振”。可以说，革命型变革期待是催生“个性官员”的大众心理根源。

　　集权型领导发轫：催生“个性官员”的权力运行根源。把发展绩效摆在首位、以政治创造发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首要逻辑。这一逻辑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布局最终导向当前的“一把手决定论”的集权型领导权力发轫格局。综观中国政治图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个性官员”主要是一把手官员。这里的道理在于：权力集中度高、领导自由度大而责任追究度低是集权型领导发轫的主要特征，一把手的施政“个性”在根本上决定着改革创新发展的图景和前景。显而易见，“狮子型干部”被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