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常态下“个性官员” 淡出公众视野现象解读

　　舆论型政绩评价：催生“个性官员”的干部行动根源。官员们各显神通赢取“群众公认”无可厚非，尤其是在网络化新媒体时代，官员“个性”施政自然成为他们引起注意、自我展示、获得晋升的不二选择。一方面，舆论型政绩评价要求官员把塑造个性化媒体形象作为晋升的重要考量因素；另一方面，舆论型政绩评价也要求官员将自身能力素质赋予新的时代特性。多打“铁腕施政”这副“个性牌”的官员，常常兼具“重点性改革思路”“强有力的改革举措”“善动员的宣传语言”等行为特征，而这些都在根本上符合了舆论型政绩评价的实践导向。在干部群体数量较多、晋升压力较大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在群众、社会和组织三个方面都“脱颖而出”确实是一种不易的追求。基于此，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一些“个性官员”为改革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但就“政治人”而言，作为一种理性晋升策略，社会舆论型政绩评价毕竟是催生“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的干部行动根源。

　　二、从政治新常态看“个性官员”群体消亡的现实基础

　　历史地看，人是环境的产物，政治人行动的逻辑基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变迁必然导致官员行动逻辑变革。一方面，社会公众呼吁革命型的急切变革、公共权力运行趋向集权化的领导格局，领导干部以个性创造和宣传政绩的现实趋向形成了催生“个性官员”的政治旧常态。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对全面改革认知的理性化、公共权力运行趋向的法治化、官员晋升取向的科层化则构筑起政治新常态，进而形成“个性官员”群体消亡的现实基础。

　　全面改革的理性化认知：“个性官员”群体消亡的社会认知基础。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认识的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认知基础。就整体而言，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积极稳妥”“全面深化”“依法治国”依次成为党的深化改革的战略性布局和共识性要求。这些改革关键词标志着中国改革的理性化趋势——必须走渐进之路、寻全面之法、重制度之本。具体来说，既然全面改革是一种系统性的复杂历史运动，那么仅仅寄希望于少数“个性官员”显然常常是“偶然事件”，而且往往难逃“人去政息”困局，说到底是一种“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错误历史观和认识论；改革内容的全面性、改革进程的渐进性、改革保障的制度性则表明，推进改革的主体性和决定性力量乃是人民群众，唯有人人参与改革、不断累积改革经验、制度化改革成果，才能真正使改革保持全面性、持续性和科学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化认知，“个性官员”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认知基础将逐渐消失，“个性官员”群体自然要逐步淡出公众视野。

　　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趋向：“个性官员”群体消亡的政治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