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密室政治”的设定原则

　　不可否认，“密室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所内蕴的追求效益的价值，其前提为精英领导者之间的沟通、妥协、协商能够为组织带来更大的绩效。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战术抉择不为组织程序、民主程序影响而偏离其正确方向。无论是古典希腊的民主政治，还是现实社会中的民主政治，虽然其偏差与失误要远远低于独裁专断，但是其低效属性往往为人所诟病，因此，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行业如军队、航运等，往往都采用临机的全权专断处置权力。“密室政治”正是试图避免低效，避免高层领导内部的矛盾与思想上的不统一，同时也因为精英之间的充分沟通、妥协、协商能够做出正确决策。二是“密室政治”所达成的领导班子内部的统一，能够保障执行的力度，不至于使正确决策被懈怠、被歪曲、被束之高阁。三是“密室政治”在处理棘手与困难局面时有独特优势，尤其是组织的转型，或者组织的安危、突发的紧急事件，根本找不到应对预案，却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密室政治”能彰显其独特魅力。

　　“密室政治”之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地区持续性地潜滋蔓长，显然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有内在的联系。儒家文化强调等级制度与精英政治，“密室政治”自然如影随形。另外，由于二战以后，由精英主导的“密室政治”，不仅促进了上述国家与地区经济上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民众追求伟大精英领导者的潜意识，因此，面对民主化的浪潮，在韩国、日本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密室政治”传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而我国大陆正处于民族腾飞的初级阶段，国民的公民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启发和发扬光大，面对如此之客观局面，由精英主导的“密室政治”当然可以避免低效与民粹思潮，因此，其在一定的场合下就拥有了存在的历史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但是，由于“密室政治”本质上与民主政治有泾渭分明的区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政治领导体制中，“密室政治”应该遵循如下的基本设定原则：一是实施范围原则，二是条件设定原则，三是运作过程中的约束。

 

　　一、“密室政治”适合政治与人事安排、危机管理及组织的重大转折时刻

 

　　“密室政治”显著的外部特征就是私密性，其私密之特点往往为了达成越轨之目的，而在精英领导的前提下，这种越轨往往具有良性的特点；相反，若领导者心术不正，其实行“密室政治”的目标往往是恶性的越轨。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显然都是“密室政治”中良性越轨的典范。没有房玄龄、长孙无忌、尉迟恭、张公谨参与的“密室之谋”，李世民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而作为政治对手，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甚至更加爱好搞“密室政治”，但是，由于其核心幕僚的层次、水平远远不及李世民，因此竞争中总是落在下风。所以，历代统治者往往都自觉提防外戚、宦官搞“密室政治”，同时又会延揽精英，开展能够真正为己所用的“精英型密室政治”。

　　当今社会中，除了极少数的恐怖政体，“密室政治”已经摈弃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往往还是采取了“密室政治”的方式。而这种“密室政治”的安排，往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