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东西方领导者权威形成的逻辑制约性

　　领导权威的形成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它却经常成为领导者职务行为的内隐核心。不少领导者想尽办法树立自己的领导威信，确保自己拥有足够的领导力，认为如此不仅能保证政令上传下达的通畅，也可以施展拳脚，成就一番事业，顺带还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从战术的层面来探讨领导权威的得与失固然也有意义，但在战略的层面上审视领导权威的构建路径更有纲举目张的意义。领导权威主要有两种构建路径，一是“以德服人”，二是“以力服人”。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孟子则认为这两种权威的构建路径是彼此对立的，不可以调和。孟子主张“以德服人”，排斥“以力服人”，认为这是一种霸道的作为，别人口服而心不服。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我们无法排斥其传统所谓的“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这种内在的机制性作用，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分析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领导者权威构建的路径差异，应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

　　一、传统“以德服人”的逻辑制约性及现实要求

　　森严的等级制度总是与官场威权主义相伴相生的。如此则使官吏应具备相应的道德人格成为一种现实需要。从政令畅通的角度来说，“忠君”“服从”自然成为一种必然的官场文化。从基层民众的角度来看，由于上级领导掌控绝对的权力，把握资源，在无法可依的人治环境中，只能依靠“清官”“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正，推动事业发展。

　　传统的中国官吏深受法家统御术的影响，即便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官员思想意识的根子往往还是法家“严刑峻法”“君子不重则不威”“深藏不露，秘不可测”“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事成君收功，事败臣认罪”这类权术思想。

　　然而，一味的严刑峻法，或者只为私利大搞统御权术，只能官逼民反，因此，国家君主必得要求官吏，在恪守“忠君”这个大德的前提下，要有“民本”“爱民”的意识，而民众对于上级缺乏体制性的约束力量，也只能通过精神呼吁的方式来呼唤“清官”。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越是缺乏“清官”，舆论越是要呼吁“清官”，民众越是期盼“清官”，因此，“清官”应该是中国话语体系中的独有概念。由于官方的支持，《包公案》《刘公案》《铡美案》一直为民众所推崇并且得以广泛流传，其塑造的各具特色的“清官”形象也深入人心，“清官”魅力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清官”一词也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词汇，“清官意识”得以形成。

　　虽然很难具体判断民众“清官意识”的现实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领导干部却不得不认真领会领导权威树立的群众基础、文化基础，并且因势利导，树立自己的领导威信。邓小平对于领导的身份定位，有着极为精彩的界定：“领导就是服务！”范仲淹、诸葛亮、林则徐之所以被人敬仰，与其具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格特征密切相关。反过来，若一个人的官德、私德欠缺，最不利于树立自己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