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情结与消解对策

　　一、“仇官”：一种弥漫的社会情绪

 

　　公共事件中，只要牵扯到“官”，往往会掀起一股舆论的狂潮以及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围观”。例如“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借助快捷、便利的新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度发酵，形成强大的主流民意。新闻中的一个个事件展示的是浮在表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仇官”的普遍：社会舆论强烈“仇官”的倾向已经根深蒂固，一些民众对权贵的痛恨已经到了不能理智判断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民众“仇官”，而且官也“仇官”。

　　“仇官”是一种社会心态，是民众基于日常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对于“官员”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式。社会上“仇官”的情绪不断扩大并走向极端，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负向博弈与恶的循环，社会会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众所周知，空气稀薄的地方，自然环境恶劣，难以生存。同样，信任稀薄的地方，社会环境恶劣，人人自危。社会主体间信任减少，社会的戾气就会增多。比如，“仇官”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导致“官”“民”间互不信任，政令难以畅通，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难度加大，进而增加社会不安定的负能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这种情绪若不能及时得到控制，会蔓延到“仇共”“仇马”，转向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从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这是很要命的。

 

　　二、“仇官”：“仇”从何来？

 

　　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民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出现“仇官”的现象？

　　1.“仇官”是社会转型期的衍生品。“仇官”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从现代化建设的视角看，在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时，往往会伴随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心态危机随之显化。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特征。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呈现恶化的态势，经济增长与民生需求满足之间日益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的特征，面临民生困扰的民众越来越形成“经济增长与我无关”的心理，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社会各阶层也往往把这些问题归结到政府那里，并多多少少对“官”产生不满的心态。特别是近年来相当部分民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导致民众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抱怨与不满开始显化，社会心态危机成为现实，并以“仇官”心态表现出来。

　　2.“仇官”是公共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民众的“仇官”心理并非全是平均主义观念的产物，而更多是因为某些官位取得的非正当性。为官不廉、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是“仇官”的直接诱因。权力的傲慢，造成“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倾向，继而造成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固化。实际上，对于那些通过正常程序获得重用、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官”，民众也往往会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是民众之所以对习近平同志谈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的原因。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