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情结与消解对策

　　3.“仇官”是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反映。社会学界有一个泰坦尼克号定律，揭示出“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异决定着人们的风险和伤害程度”，就是说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所受到的伤害会更大。作为回应，弱势群体往往趋于绝望和偏激，心理失衡，并进而把矛头指向“官”，使得作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官”首当其冲地成了穷人、弱势群体的出气筒，导致“仇官”在所难免。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在市场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把那些掌握权力、资本、知识等稀缺资源的“官”，在权力利益的分配中占据优势的行为看成变相侵吞他人财产，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产生“仇官”心理。另一方面彰显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消蚀。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边是普通老百姓对基本资源历尽千辛万苦、倾其所有而求之不得，而另一边却是一部分“官”对基本资源唾手可得，手中大量盈余，甚至挥霍浪费。特别是在当下，极少数“官”本性丢失、道德滑坡，打碎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机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强权”的挤压下变得异常脆弱，“仇官”心理滋生蔓延。所以，“仇官”“仇”的是践踏公平正义之恶，“仇”的是有法不能依，执法不能严。

　　4.“仇官”受到社会舆论的助推。近年来，社会舆论威力不断扩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民数量的激增，越来越多的事件当事人通过虚拟平台传播和放大自己的声音，以寻求关注和支持。这已成为当下网络时代控告、申诉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社会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社会舆情在很多时候反映的是“草根”的强烈诉求，代表了最为广泛的社会道德准则。但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在“涉官”事件面前一哄而上，甚至进行盲目的“激情宣判”。这会使“涉官”事件的真实信息不断碎片化，使虚假信息通过媒体广泛传播，造成对政府公信力和“官员”形象的损害。如在媒体报道中，贿赂、贪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频繁出现，使人们的一些猜测十分轻易地得到了事实印证。无论这种判断在具体事件和场景中是否正确，思维定式一旦形成，社会阶层从心理上就已经断裂了。这种情况往往把民众的不满情绪扩张，无形中起到了对“仇官”心态的推波助澜作用。

　　5.“仇官”是社会关系疏离的恶果。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一道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