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要有“语言自觉”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自觉”成了举国关注的热词，上自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下至文化从业者、大众百姓，无不关心其如何落实。然而，无论是“人类文化、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先进文化”，都很笼统模糊。如果不说，大家心知肚明；一旦细说，难免众议纷纭；真要落实，更是无从下手。
　　“文化”大而虚，犹如四处弥漫的空气，人人靠它呼吸与生存，须臾不可或离，但又很难把握。“文字”细而实，好比天地元气结成的粮食，它承载了各民族的文化理念、思想共识、人生情怀，又实实在在，可以感触和操作。尤其对执政者而言，一切先进理念皆须诉诸语言，一切重大决定均须诉诸文字，一切核心政策都须诉诸演说。“文化”旨在用语言文字感化人，只有以“语言自觉”为首务，“文化自觉”才不会沦为空谈。

　　一、执政者对“语言权力”的自觉

　　一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但凡君子，先正己，后正人，推己及人，力求建立名正言顺、公正仁爱的人伦秩序。相应地，“政治”就是“正义之治”，既讲究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追求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所以，政治的本质是说服，知民情，顺民意，得民心，促民主，利民生。如此一来，势必先要做好“官民”沟通，一切先进思想理念、具体施政决策，都需要转化为富有语言活力的书面文稿、明文法规、口头演说。
　　长期以来，人们严格区分“言”与“行”。其实，在政治生活中，言论本身就是重大政治行为，政治具有鲜明的“先言后行、言行一体”特性。以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即便是暴力革命，也以鼓动民众、凝聚民心、积聚民力为前提，“暴力”实为人们抱团取暖之“抱力”，它扎根于深广有效的舆论动员，故大军事家往往也是大鼓动家。同理，纵使是“全面小康社会”，照样离不开高效动员，它先要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共识，后要通过全面舆论宣导落实决策。
　　因此，政治权力取决于动员能力，政治活力源于语言活力。无论是国际外交中的唇枪舌剑、合纵连横，还是国内政治中的党派辩论、争相执政；无论是重大会议时的政策论辩、口头宣讲，还是诉诸文字时的报刊文章、成文法律；无论是面对公众时的即时演说、新闻发布，还是走访基层时的劝说沟通、家长里短，几乎每时每刻每处，都离不开繁密细致的政治言语。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何种社会秩序最公正、正义、正当，这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离不开言语分析、解释、论争、抗辩、说服。反观历史，大政治家往往也是大演说家和宣传家，政治越是民主、文明、开放，写作、演说、辩论等语言才能越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其他专业性才干固然重要，但最终也要借助沟通动员能力。所以，语言权力是最根本的权力之一。以晚清覆灭为典型，一旦丧失了话语活力与权力，要么集体失语，要么胡言乱语，执政者就会失去舆论主导权。离开了“笔杆子”的“枪杆子”，就会成为无法掌控时局的光杆司令。为此，我国历代领导人才会极力推动文字改革、文风转变、文化建设，既反对盛行于旧时代的“老八股”，也反对泛滥于新时代的“党八股”。
　　在经济、文化、教育均已大获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公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