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制性改革奠定作风变革的坚实基础

　　近几年一些政府机关经常性地倡导、开展诸如治庸治懒、科学管理、文明执法、人性化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效果却不显著。领导新来乍到意气风发地改革，领导一走烟消云散，等待着下任领导的新思路，体现出很强的领导个人化色彩。这种人格化权力带来的改革，只是工作作风、工作态度与工作方式的外在变革，并非深入根本的结构性的体制变革，从而使得改革趋于表面化、阶段化、形式化。要想改革保持持久、稳定，非要进行体制性改革不可。
　　一、改革的前提在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
　　任何改革都是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权力变革，是对旧体制的纠错。这种权力改革的首要前提是对时代环境的充分认知。准确判断时代变化的大势，即认识到现存体制哪些不适应环境的要求，或时代环境对现存体制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再因势利导，乘势而为。新时期中国政府改革的时代环境，下述五点是必须认识到的。
　　（一）民众权利意识提高，民意压力倒逼体制变革的局面凸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社会转型的速度、规模以及性质有了明显的变化，体现出结构性转型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改革由政府主导转化为民众推动。以前的改革是在权力资源、知识资源与道义资源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动员、组织、领导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民众被动地接受、跟进，形成“政进民进”的格局。政府主导的改革对政治权力的正义性和制度性监督体制要求非常高，否则改革经过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异质性变化，原有的改革领导者演变为既得利益阶层，改革措施成为体制性分肥，利益分配格局出现“政退民进”的僵滞局面，从而激发“改革改革者”的“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之所以出现，其核心原因是第一次改革松动了原有僵硬的权力体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激发了民众的活力，可能出现综合国力提高、民众生活改善、社会财富增加、社会阶层变化的改革善局。但是民众在分享改革成果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得到改革实惠而停止提出要求，反而会激发更多的需求欲望，由物质欲望的满足上升到精神需求、自我利益实现需求，出现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需求的权利升级。同时，在社会财富增加过程中，在改善了的表达环境的影响下，民众提出要求的烈度、强度也会大大升级，进入失望、怨怼、悲观等情绪主导的躁动时期，从而对政府改革产生强大的压力与推动力。
　　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就是民意的压力与政府改革动力间的博弈过程，正确处理政治权力的界限与民众权利的生长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的关键课题。
　　（二）知识、文化、资源下移，“下智上愚”信息不对称局面出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拓展，中国社会信息占有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网民依托相对自由传播的互联网平台对各种信息发布、研判、共享，在知识资源上明显占据优势。同时，互联网技术超强记忆、便捷搜索、无界交流的特点，使得信息传播出现无遮挡传播和全民共享的趋势，这就突破了原有的体制垄断和官方控制。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扩展导致的民众信息占有质量的变化，却未引起官员的积极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割裂性滞后的局面，表现为文化、知识、信息占有官民倒错的不对称现象，即本应占据信息制高点的政府官员反而成为信息占有上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