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维稳悖论：亲民、和谐、理性维稳的回归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矛盾凸显，利益冲突加剧。伴随着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工资拖欠、环境污染、涉法涉讼、医疗纠纷等问题，维稳工作应运而生。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只有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才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如今，如何理性和正确地做好维稳工作，切实提高应对信访等事件的能力，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成为关乎社会和谐大局乃至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暴力维稳与维稳悖论

　　2010年6月23日上午，湖北省委大院门口，武昌公安分局6名“信访专班”便衣警察围殴了一名厅级干部的妻子。事后，武汉公安方面一名负责人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这就是被媒体热炒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打错门”事件。

　　“打错门”事件是典型的暴力维稳，其漠视公民权利，堵塞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对于“打错门”，当时舆论焦点集中在“打错”上，原因是武汉公安方面道歉时称这是“误会”，言外之意是领导夫人不能打，普通群众但打无妨。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关注“打错门”，还需关注“打对门”。黔驴技穷的暴力维稳模式与维稳概念是不相符合的，是反维稳、反稳定的，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此种暴力维稳的做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维稳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并且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维稳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超过国防开支，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虽然我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维稳反而制造不稳定因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打错门”事件充分说明了目前维稳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造成了“越维稳越不稳”的现象。

　　二、维稳悖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一）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对弱势群体而言，上访是实现利益表达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和途径。从社会资源、话语权、利益表达渠道、组织化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来看，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力量对比明显失衡，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强势群体力量过强，各个部分已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