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维稳悖论：亲民、和谐、理性维稳的回归
| 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弱势群体力量过弱的原因在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由于缺乏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声音在政府和强势群体面前显得没有力量，难以真正对不合理的正式制度形成改革的压力。孙立平指出，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处于无力的状态。一方面，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使得弱势群体把信访看成一种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特殊权利。大多数上访者相信，信访是他们解决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最后希望，因而选择上访。
（二）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缺陷 目前，信访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环境，客观上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一条重要渠道。于建嵘认为，我国信访制度的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集聚。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不断诱发严重的冲突事件。（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信访制度是一种“带病运行”的制度，已经从减压阀变成了增压器。压力机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待信访问题上的差别，既造成中央政策被地方“潜规则”扭曲，也难以真正减少“非正常进京访”。许多上访人员都相信一个行动逻辑，那就是被他们视为对手的地方政府怕什么，他们就偏偏做什么。对他们而言，如何利用这种困境和压力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或获得制度外的利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即地方政府越是阻止民众上访，民众上访的动力就越大，并且行动逐步升级，直至采用各种激烈手段制造能够产生政治压力的事件。 （三）“上访率”成为地方政府官员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 在我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升降的重要指标。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生态中，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为了维护稳定甚至不惜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当前，“上访率”成为地方政府官员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一方面，政绩考核是以“上访率”而不是“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这使得各级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件时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弱势群体把“集体上访”当成保障自己权益的理性选择，认为只有“闹事”，“上面”才把“下面”当回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用尽各种手段来控制和解决信访问题，因而出现了截访、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送精神病院等“强硬手段”和陪访、金钱收买、欺骗拖延等“怀柔手段”，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 三、走出维稳困境：亲民、和谐、理性维稳 （一）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