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

　　在党的文献中系统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30多年后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难以让所有人感到满意，甚至备受批评。很多学者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呈现“滞后性”的命题。站在忧患意识的视角看待这些批评，不在于肯定批评者的非理性，而在于要让他们在释放心中不满的同时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深层原因，揭示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呈现出“滞后性”。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呈现的“滞后性”既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有关。

　　一、政治体制的特性规约了它的改革进度，降低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可度

　　政治体制改革带有艰巨性、突变性、反复性的特征。所谓艰巨性，就是难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就会涉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问题。人都是利益动物，改革者再高尚也不会超越人有追逐利益的冲动这一点。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但长期以来，我们否认、漠视个人利益，把我们党的干部想象成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至少是先公后私的人物，致使一些干部因在体制内得不到个人利益的充分满足而铤而走险。邓小平总结历史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同样，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若不考虑改革者自身的政治利益问题，同样不现实。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比如，从历史上看，我们搞过无数次精减机构、精减人员的政府改革，但几乎没有一次成功，最后都陷入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精减后人员的分流问题，也即分流人员的政治利益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好。今天我们无论推进省管县，还是减少常务副职，如果同样不充分考虑受到改革进程冲击者的利益，改革或者不会见成效，或者见成效也不会长久。或许正是出于担心改革进程对自身利益的冲击，目前仍然有改革者从内心深处反对改革。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改革者自身，如果他们不真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层面或某些领域同样还会呈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怪象。

　　所谓突变性，就是可能出现突然变故。突然不仅指时间上瞬息万变，更指在心理上没有考虑、行动上没有准备。比如苏东剧变，之所谓“剧变”，不仅是指变化的剧烈性与根本性，还在于变化的出乎意料性与无从应对性。苏联共产党有过辉煌的历史：在拥有20多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时，竟然没有人反抗。而后，苏联共产党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被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