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
| 查封和没收；苏联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很快被解散，或被禁止开展活动。当政治突变发生时，苏联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于没有奋起保护苏联共产党内一部分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党的组织机构，并利用现成的共产党组织机构和人民代表会议形式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致使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一夜间溃散。这种突变始料未及且教训深刻。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看似亦步亦趋、如履薄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下，搞试点总结经验然后推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突变性。我们经常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求稳怕乱，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乱，如果真正经历了那种历史，没有人会不同意求稳怕乱的。当然，怕乱不是不改革，而是稳妥地推进改革。乱不会因为不改革而不来，如果真的不改革，还可能造就更大的乱，即所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所谓反复性，就是容易走回头路。政治体制改革带有连续性与间歇性的特征，如果一届领导人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措施得力，其改革政策很容易为下一届所继承，使改革政策呈现连续性；否则，则可能使改革政策呈现间歇性。苏联的干部体制改革问题呈现出的反复无常，很具有代表性。斯大林时期的干部队伍相对稳定，但也出现了干部老化问题。其继任者赫鲁晓夫提出了干部轮换制，“在斯大林逝世前后组成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仅8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但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本人从1939年苏共十八大当选政治局委员以来，经过苏共十九大至二十二大，连续4届共22年担任主席团（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根本就没有轮换过。这种状况自然引发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的强烈不满。所以，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了迎合干部群体，又重走老路，结果在维稳的旗号下导致干部队伍老化。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政治局委员的年龄结构上看，70岁以上的成员竟有8人，占57.1%；如果再加上60岁到70岁的5名成员，则占92.9%；60岁以下的成员只有1人，占7.1%。这14名政治局委员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为止的4年多时间里，竟有6人先后老死在岗位上。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庸医，说他看到了苏联体制之病，但是没有找到良好的药方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从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苏联体制之病，也放弃了治疗之方的寻求。正如王长江所言：“就好比，赫鲁晓夫认为现体制不行，应该改，但却没有改成功，于是勃列日涅夫就说：你改错了，就又恢复了原来的那套东西，就好像它本来就是正确的。”（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由此，政治体制改革较其他方面体制改革而言，带有更多的政治风险，也极易受到一部分改革者的排斥和阻挠以及外来势力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理性治理者，都会慎重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当然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然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难题。 二、民众政治参与感的提升与政治认识的相对滞后，容易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我们之所以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盼，除了没有认识到政治体制本身的特性之外，还在于没有去很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认识国民，而是对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