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子女教育得失之鉴／蔡 茂

　　分析起来，唐太宗在子女教育中的父爱缺位现象有主客观的原因。主观上，为了培养合格的皇位继承人，他对太子非常严厉，而对其他子女则采取了放纵型的教养方式，对他们过于溺爱，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性格上自私任性，举止上蛮横无理。客观上，是封建帝制的产物，唐太宗把天下看成李氏之天下，把皇帝职位视为私有财产，把决定继承人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这种绝对权力，无论对皇帝本人还是皇权制度，都是有害的。

　　（二）欠缺教育艺术，让子女产生反感

　　1.批评多，鼓励少。“贞观朝群臣进谏时，往往遵循这样的模式：以尧、舜、禹、汤、文、武等圣贤之君为楷模，来规劝或激励唐太宗，行帝王之道，向圣贤看齐，而不与秦皇汉武为伍。”［3］大臣们明白，要使唐太宗采纳自己的谏言，必须用委婉、激励的话语来表达。然而，当规谏的对象变成太子李承乾时，大臣们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唐太宗对子女尤其是对太子的教育是鼓励较少，批评居多。他也默许甚至支持东宫辅臣对太子犯颜直谏，结果适得其反。李承乾本来天资聪颖，懂得尊师重道，深得父亲喜爱。但东宫的官员李百药、于志宁、孔颖达等在施教时毫不顾及太子能否接受，让身有残疾、内心自卑的李承乾产生了逆反心理。太子乳母遂安夫人看不下去，对孔颖达说，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怎么好三番五次地当面指责他。孔颖达不仅不反思这种不近人情的教育方式，反而用蒙受国家厚恩、死而无憾一类的大而无当的道理去应对。唐太宗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方式对李承乾产生的危害，反而鼓励纵容这种粗暴的教育方式，有谏必赏。

　　2.训导多，历练少。唐太宗很早就意识到，皇子们缺乏民间生活经历，养尊处优，不懂稼穑艰难、民生疾苦，对治理国家极为不利。但他采取的办法不是让皇子们到基层历练，而是训导规劝，偶尔才让他们学习处理政务。唐太宗曾在居丧期让李承乾代他处理政务，外出巡幸时，也曾令李承乾监国。但总体来看，唐太宗给予李承乾学习理政的机会非常少。李治为太子时，“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4］65-66由于李治被确定为继承人的时间过晚，唐太宗即使有意让李治多加历练，也没有太多机会。

　　3.教育心理操之过急。唐太宗在确立了李治的继承人地位后，由于年纪渐长，身体每况愈下，担心李治成为第二个李承乾，对李治的教育越发心急，干脆将李治安排到身边居住，不厌其烦地“遇物而诲”。吃饭时问李治饭菜如何来的，教导他不要违背农时；看见李治骑马，教育他要懂得让马适时休息，这样才可以常有马骑；看到李治乘船，引申出“君舟民水”的为君之道；看见李治在树下休息，通过“木受绳则直”的道理告诫李治，要想成为圣明的君主，必须接受谏诤。这种不分场合、反复诘问的教育方式让李治产生了厌烦心理与抵触情绪，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4.教育方式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