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意识的当代根源解读／罗来玮

　　2.尚需完善的精英选拔模式

　　中国的国家管理系统是由党委和政府双重结构组成的，这种双重结构既能够保障政治统治的高效有力，又能够保障政治统治方向不会偏颇。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双重结构的并行存在致使系统结构不完整、不封闭（就系统论而言）。按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来源于结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但是当代中国科层体系之间并不是双向对等的义务关系，而是单向度的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关系，这样层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基本不存在，一个不完整、非封闭式的系统很显然会导致系统内部各种张力的外泄，其后果便是结构体系内部的张力不足，直接影响科层管理的效果，这就为官本位的滋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是当代中国官本位现象出现的制度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在官员的选拔方式上。

　　在传统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官本位最大的塑造者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传统社会处于底层的精英人士得以脱贫的唯一有效的渠道。科举制度通过规定固定的考核内容来筛选所谓的精英，其主要内容便是儒家的经学。而儒家思想外在体现方面最为典型的特点便是等级有序，内在价值方面最为主要的特点便是单向度的伦理指向：忠、孝。科举制度以儒家学说为主要考核内容，实际上便是在维护和传播上述那些等级观念，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收获相应的成就感，这一切必然会导致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现象的泛滥。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特别是我国在1952年之后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儒家经学早已不再是考试固定内容，官本位意识似乎就应该这样被清除掉了。但是，运用系统论视角去分析科举制度的变革，就会发现，教育本是个系统工程，人才选拔和精英流动系统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内容、方法等多重要素在内，单单内容上的改变并不能完全改变系统整体上的潜在影响，而且“片面描摹和局部分析的本身也很容易陷入零星的‘碎片’描摹和分析之中”［4］，无法有效完成整体上的嬗变——中国当代遴选精英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制度除内容外，与科举制度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延承着科举制度的其他环节，在公正公平选拔人才的同时，也渗透出了继续传承着官本位意识的负面效应。

　　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无论是作为考试制度，还是作为人才选拔模式，都为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着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持。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在考核内容、考核标准以及考核目标等方面都有异于科举制度，但是除此之外，就考核形式及考核后果方面而言，不得不承认二者与科举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考试成功之后，考生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大学毕业生还都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就如同过去科举成功之后朝廷派发中举之人一样，“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5］。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成功便是人生的成功，这种成功是让人羡慕的，不单单是对经济上保障性收入的羡慕，更在于对摇身变为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科名”的羡慕和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