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机制失灵困境透视

　　政绩驱动下的腐败官员昭示了政绩数据背后隐藏的贪腐根源。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就会造成一种政绩的倒逼逻辑。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河北大名原县委书记边飞，因为政绩不俗却未获得提拔重用，继而转向了贪腐。这其中正常的逻辑肯定不是政绩导致腐败，而是腐败绑架了政绩，结果造成政绩驱动的失灵问题。

　　政绩驱动下的庸懒官员，表现为背地里的政治不服从。庸懒官员以低效与无效的结果来无言地对政绩机制的失败困境发起“抗议”。从本质上来说，腐败也是政绩驱动失灵的重要内容。“因各级官员有违法和掩盖其罪行的机会和诱惑，因而造成纪律松弛、腐败和个人专断。”［1］

　　在政绩驱动中，下列情形是造成政绩机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一是个人能力平庸的官员作为政绩驱动的当然对象，想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难以真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实现政绩目标，就会陷入“彼得困境”。二是个人能力较强的官员，在激励充足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勇闯法律红灯，成为“明星官员”。三是无论施政能力强弱，官员容易受到贪腐的诱惑，这是对政绩驱动的一种钻营。总之，只要可以表面实现政绩目标，暗地里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有些官员宁可冒贪墨腐化、丢官帽的风险，以致造成政绩驱动机制的失灵。

　　政绩本身存在整体与局部、战略与战术之间的联系，国家的集体政绩与官员的个人政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一些官员胆大妄为，不顾国家战略的部署与安排，眼里只见自己的个人政绩，也会导致预期政绩难以得到实现，“评估导向功利化，偏离公共导向”［2］，造成政绩机制的失灵问题。尽管个别官员的政绩突出，但最终偏离了国家集体政绩的方向，也只会让政绩驱动陷入失灵的困境。

　　政绩机制陷入失灵困境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政绩机制需要在政治环境中运行，讲求公共道德，而非私人道德，如果公共目标与政绩利益没有得到明确区分，就会导致官员个体行动偏离国家政治运行方向。第二，政绩不仅意味着晋升，还意味着贬黜。在国家体制与社会民情暂时无法触及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每一项改革创新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次都是一场拼官运的赌博。第三，官僚系统中历来缺乏让政府内部彼此合作的互信基础，政府官员各自处于分散与牵制的权力格局之中，他们凡欲有所作为，难免会采取单打独斗的策略，这使得国家战略上的集体政绩被分解为个体原子式、相互缺乏有机联系的个人政绩。第四，低薪酬（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与权力滥用的寻租腐败同步地侵蚀政绩机制，且整个国家的奖励不足以撼动人心，惩罚亦不足以警示效尤。当前体制中充满着无数的短视与虚无的个人政绩竞比、政绩工程泛滥现象，愈演愈烈的“政绩竞争锦标赛”反而把我国的政治统治和公共治理推向无尽的困境之中。

　　总之，无论是英雄主义式的“明星官员”，还是贪多求快的冒进赶超者，抑或是庸碌无为的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