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的交易成本分析与治理机制

　　第四，官文化传统是衍生“为官不为”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的思想基因。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官文化传统。一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习惯于“当官做老爷”，以统治者自居，忘记公仆身份。领导干部往往集权力攀爬者与保守者于一身：在反腐低压下，他们展示了权力攀爬者形象；在反腐高压下，他们流露出保守者面孔。他们在工作中偏好听取汇报、发号施令，不愿意下基层“接地气”，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懂得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意识解决问题、处理矛盾，喜欢唯我独尊，凭经验和感觉来决策办事，属于坐在电脑屏幕前面工作的典型官僚。二是以明哲保身、中庸之道为内容的官场哲学和处世之道根深蒂固，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大有市场。［2］在反腐高压下，领导干部已习惯于“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3］，不敢做“出头鸟”。

　　（二）“为官不为”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的博弈推演

　　第一，反腐低压下为官有为博弈。假设有两名领导干部A和B。A和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有为或无为。当A和B均选择有为时，A和B不仅均获得工资福利等收益，还有额外收入Φ（Φ包括正确履职的有为获得的晋升与奖励和非正当履职的有为获得的职位晋升与寻租收入）；当A和B均选择无为时，A和B均只获得基本的工资福利等收益；当其中一方选择有为而另一方选择无为时，选择无为一方收益为工资福利，选择有为一方收益为工资福利+Φ。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收益矩阵（见表1）。上述分析表明，（有为，有为）是反腐低压下为官有为博弈的均衡解。这一博弈均衡意味着在反腐低压下，有些领导干部善于利用形势趁机大捞一把，获取超额经济利益或大肆攫取政治资本。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领导干部不断跨越党纪国法的红线，以致前“腐”后继，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集体腐败。

　　第二，反腐高压下“为官不为”博弈。假设有两名领导干部C和D。C和D均有两种策略选择：有为或无为。值得指出的是，在反腐高压下，有人虽“无为”公务，却“有为”私活，忙着捞取其他收入。因此，当C和D均选择有为时，C和D一般均会获得工资福利等收益，但可能支付风险成本Ψ；当C和D均选择无为时，C和D除了获得基本的工资福利等收益，还有额外收入Θ（Θ包括现有职位稳定和既得利益安全以及从事第二职业获得的经济收入）；当其中一方选择有为而另一方选择无为时，选择有为一方收益为工资福利-Ψ，选择无为一方收益为工资福利+Θ。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收益矩阵（见表2）。上述分析表明：（无为，无为）是反腐高压下“为官不为”博弈的均衡解。这一博弈均衡意味着在反腐高压下，有些领导干部见风使舵，奉行明哲保身、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甚至有人离职下海或转职去国企，导致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局面产生。

　　上述博弈模型显示：与为官有为相比，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成本较小，收益较大，更有优势。

　　三、增加“为官不为”交易成本的策略

　　（一）加强思想教育，增强服务本领

　　教育和培训领导干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