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层次理论与社会反向情绪的疏导路径

　　（二）公信力：群体猜疑固化

　　公众信任的力量，谓之公信力。政府公信力不仅关系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关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在诸多舆情事件中，官民对立的议题设置、抗争性话语突出，使得事件本身已成为介质，借此张扬个性、排遣情绪的舆论议题成为主流，始终集中于对官方与强势群体的愤怒、嘲弄和质疑。政府受损的网络形象与舆论场的议题结构和情绪疏导发生关联，进一步刺激了对抗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升级，加深了大众与精英、政府与百姓之间的隔阂，在舆论场形成一种对抗官方、对抗权威的意识。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多元化，体现在舆论场主要是两种极端倾向：一是部分群众面对社会结构调整和阶层、群体利益差距，难以克服非理性情绪，讨论各方陷入“根基不稳—冲突增加—社会失信”恶性循环的议题困境中；二是舆论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上纲上线的泛化讨论，进而攻击体制机制的缺失和不完善，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主要社会关系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导致群体间的猜疑和攻讦不断加深和固化。

　　（三）获得感：社会治理滞后

　　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必须强调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尖锐，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利益受损，获得感较差，容易产生结构性的焦虑情绪和怨愤心理。如果社会管理者不会“弹钢琴”，没有把握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没有积极化解群众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可能使相关群众的获得感变为剥夺感。

　　政府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加上各种官僚主义、权钱交易行为和投机暴富现象，导致民众对一些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助长了舆论场仇官、仇腐、仇富心理。与此同时，民意表达的渠道和舆情导控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治理缺失引发的社会压力没有得到有效和及时的化解。在群体交流或极化的过程中，舆论场呈现泛政治化倾向，网络空间聚众化和个性化的参与方式助推反向情绪弥漫。

　　（四）阶层化：圈群意识失衡

　　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新媒体在社会认同与群体评估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圈群意识成为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心，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在一些舆情事件中，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和群体间的刻板印象，导致民众的社会情绪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异化为“点背怪社会、命苦怨政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群体性冲突特征。底层认同和阶层分隔，不断在舆论场掀起观念争论、态度冲突、身份攻讦、地域歧视等“骂战”，导致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