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角下“跑官”现象治理路径

　　2.畸形权力运行机制下领导意愿得到突出强化。不可否认，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入围人选的确定多遵从了基本的标准尺度，但一些最终人选的确定直接脱离了制度限定的范围，转变为掌权者的表态或意见，即上级领导点头认可方能真正实现对所选干部的认定。这就使得原本所遵从的制度管制最终仍会变成掌权者的“一言堂”，也就必然导致下属形成直观且错误的认识，即自我的工作再出色、政绩再优秀、民众认可度再高，若无法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一切皆是白费。那么，自我所需要做的重要工作自然是与拍板领导间的密切互动与沟通，即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生态下，通过对选拔制度效力的间接弱化和对领导意愿的突出强化，以直观事实向下属展示“跑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时，人才选拔制度最终只会沦落为初期必须遵守的形式，其所发挥的效用不是对人才的把关与衡量，而仅仅只是实现选拔程序形式上的完备、公开与公正，又何谈制度规则对下属行为的引导？并且，在这一提拔模式下，即使有人因为存在违规行为而被惩罚，也仅仅只处理特定事件中的特定人物，而不会涉及对选拔路径的纠正，待处罚完毕开始新一轮的选拔时，仍会征求上级意见并将其作为主要参考标准。可见，组织权力的运行机制最终决定了人才选拔的特有路径，此时，“跑官”已不仅仅是个体思想认知偏差所致，更是畸形权力运行机制下的必然产物，对它的遏制自然也就必须上升至对权力的管控层面。

　　3.明规则的虚化与潜规则的实际化强化政治投机的氛围。制度的严格、有效执行要求其必须能为下属所理解和具体操作，即必须是指向明确、衡量标准单一、执行方式明确的政策条文，过于宏观、空泛且衡量标准多样、易变的政策只会导致后续更大的人为操作空间。目前我国人才选拔制度综合强调了对德、能、勤、绩、廉的整体评价，虽也有相关的具体政策条文，但整体可操作性不强，存在较大的后续解读空间。相比较而言，人才提拔的潜规则却显得格外实用，只要满足掌权者、一把手的意愿、偏好或提出的具体条件即可。这一明规则与潜规则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会直接导致掌权者在对制度解读的过程中掺杂自我的意愿，使其最终形成一条符合自我利益取向的人才选拔路径；另一方面，会通过对潜规则影响效力的强化，使其真正成为左右人才选拔的关键指标。在此政治生态背景下，下属会感觉到，“跑官”所要实现的正是对选拔规则的充分了解，“不跑”则无法知晓整个标准体系所在，进而助推政治投机行为逐渐成为常态。此时，来自于明规则的制约效力将不断弱化，只试图通过不断完善是无法强化其效力的，必须转变制度制定模式，改变传统的宏观性、指导性特征，代之以具体性与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在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前提下提升其影响范围。

　　4.权责对应性的缺乏导致职位利益与责任成本的不匹配。“跑官”者在与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沟通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利益付出，且金额往往较大，对于自我违规的行为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也能预见，但为何在同时面对付出与风险时，其仍愿意继续这一并不轻松的沟通行为？这正是由于“跑官”者已充分衡量了未来的收益与成本，即岗位带给自我的收益将远大于现在甚至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