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世故的负面效应及应对向度

　　二、人情世故的应对向度

　　无论人情世故有多少客观存在的理由，不得不承认的是，它的存在潜在地或者直接地给现代行政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人情世故的世俗因素又无法也不能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完全剔除。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视点：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不但要有效规避人情世故带来的负面效应，更要有效利用人情世故来提高管理的效能。

　　（一）行政规范上的改进

　　当前，各行政组织的现状是，官员在高压反腐态势之下对正常的人情世故也开始抵触，唯恐不合乎规范的、感性化的人情世故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利，而无法根除的人情世故的客观存在，也给各级行政人员带来了压力。

　　行政人员面对正常的人情世故备感压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官员曾经或者正在从事着一些不良的行政行为，担心这些具有不规范性质的人情世故牵引出这些不良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官员对于人情世故的排斥实质上是在刻意遮掩自己不良的行政行为。此时，官员是清醒而理智的，“其身不正”（《论语?子路》）也是有意而为之的。在道德教育失灵的情况下，制度处罚跟进即可。

　　胡适先生在谈到人情与规则时，也有类似说法：“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姜明安：《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治手段》，《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如果要剔除所谓的“伪君子”，就需要在谈论道德（在本文视域内便是人情世故）的同时，加强规则建设。当代行政管理体系面对人情世故的不可剔除性，更应该注重相应的规则建设。

　　人情世故的规则建设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古人同样面临着政治体系运行中的人情世故问题。古人是这样认知和处理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的人情法理问题的：“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礼运》）可见，古人认为人情是需要存在的，但要加以束缚和限制，并不是肆意而为的——换作今日的话语体系便是人情世故需要建制，需要用理性的制度性规范去约束、限制。

　　顾名思义，人情世故属于私德领域，就具体内容而言，其包含婚丧嫁娶、乔迁荣升等非公事项。正是因为人情世故的这种私德属性，有人质疑：这种夹杂情感因素的私德行为如何可以去建制，又怎么去建制。这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系统中人情世故建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人情世故建制是指对进入公德领域的私德行为进行建制，并不是针对所有特别是纯粹的私德行为进行建制。因为行政系统的客观存在，有些人情世故的私德行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