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在干部管理制度的设计中，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无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影响衍生的政治制度制定因素的，它是一个元变量，依据它所设计的制度是简单的，不能在更大范围中形成一般制度，依据此而制定的制度也只能作为干部管理制度的最低保障制度。

　　（二）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干部管理制度的限制功能和征兆性影响

　　一是发挥非正式制度的限制功能，构建干部管理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管理网络。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路径依赖，行动者制定制度的动机是制度影响的双重动机，制度不但影响行动者的策略，而且塑造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如通过对干部交流机制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的预测，保证干部行为发生在可控范围之内，减少时间消耗和人力物力成本，保证管理的可控、合理、有序。因此，干部管理制度应是一个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合而成的管理网络，其约束也来源于两者的作用。此外，制度没有出现问题时，非正式制度能够预兆问题的端倪，这时候决策者就应该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了。

　　二是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具有征兆性的影响，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激励功能。要全面地看待问题的本质。例如，焦裕禄的公共服务动机是极强的，是干部管理制度中的楷模，但焦裕禄不是以理性计算而出现的，也不是从控制和技术合作的角度出现的。在实践中，焦裕禄事迹外在于制度，却促进了制度的变革和制度环境的优化。这种非正式的楷模成为行动者学习的榜样，给党政干部带来了力量，并引导他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制度是镶嵌在环境之中的，因此非正式制度往往对正式制度是一种征兆性的影响。正如背景—限定理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当性与结构和行动者与结构的互动方式是相互一致的。如果对公共服务动机没有进行非理性的预估，那么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制定的干部管理制度仅仅是一种不断增加成本的试错行为，而建立在有目的的预估基础上的干部管理制度将是更为灵敏和有效的。正如焦裕禄式的纯洁公共服务动机带来的是一种深度理性，这种伦理层面的非正式激励功能引导着干部管理制度的方向。

　　（三）完善制度分级渠道，依托制度的自身反馈来预测制度变迁

　　一是完善不同层次的制度运行渠道，避免制度僵化。假如制度的执行者全部出了问题，谁能够替代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完善的干部管理制度制定出来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内部人士之间的利益关系？干部管理中应正确认识和科学预测到该类问题的出现，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完善制度的分级渠道。当制度执行者出了问题时，就需要在人事制度安排中使这一岗位有可替代的人选。另外，内部和外部也要互相作用，前文所论述的非正式制度是一级渠道，制度内部操作是二级渠道，制度外部建立的企业、政府购买服务等是三级渠道，每级渠道的信息和作用都不相同，需要相互作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