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危机决策的回应性缺失及其治理研究

　　领导素质是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主观原因。应对危机事件是对领导能力的重大考验。研究表明，各种认知因素和心理因素会降低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超载、不确定、模糊性和复杂性等现象容易导致认知错误，尤其是在监测与分析高度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时更是如此。其结果是，危机决策者出现各种认知和分析偏差，导致决策迟缓或失误，这又可能进一步引发危机的升级和扩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钟开斌：《认知-心理、官僚-组织与议程-政治——西方危机决策解释视角的构建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因此，危机决策时的领导情绪管理能力与决策回应性的高低密切相关。在危机决策时，领导容易产生四种主要的认知心理障碍，即从众心理、顾虑心理、侥幸心理和悲观心理，以及四种病症，即哈姆雷特症、强迫症、焦虑症和无所事事症。（陈仁芳：《危机决策中领导认知心理的障碍误区及其优化途径》，《东南学术》2007第3期）这些认知心理障碍和病症会让领导对社情民意的反应呈现两个极端，要么无反应，要么反应过度。

　　四、提升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的路径

　　针对上述造成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原因，提升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应从四个方面来探求有效路径。

　　一是抑制政府自利性。首先，界定合理的政府自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上下级关系来看，上级在危机处置时过分靠前指挥，抑制了下级自主先期处置的积极性，下级往往习惯于等待上级来发号施令，结果贻误时机，因此，必须用法律明确上下级的危机处置权限划分；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看，政府在危机处置时回应不及时往往是由于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推诿，因此，理顺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关系十分重要，应更加明确地以法律规定两者的管辖范围、责任和权利。其次，控制不合理的政府自利。主要包括四种途径，即强化法治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加强民主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强化道德对政府权力的驯化，加强技术对政府权力的监控。要通过抑制危机决策中的政府自利性，真正确保决策危机的公众回应性，使“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二是健全领导危机决策的相关制度。首先，注重决策前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其次，健全危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集体讨论、专家会商、信息发布等制度，确保决策反应迅捷。要将技术精英与公众意见引入政府决策过程，使政治共识成为危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