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危机决策的回应性缺失及其治理研究

　　四是在决策结果上往往火上浇油。由于决策价值目标的偏差、决策过程的独断专行、决策方式的暗箱操作，最终危机决策的结果往往不是平息事态，而是火上浇油、扩大事态。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只顾眼前需要，解决小问题，遗留大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处理上，采取压下去、捂盖子、和稀泥等方法，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引发更大危机。一些领导纯粹按“技术”的方法处理危机，忽视深度观察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要求，将公众排除在决策和危机应对过程之外，不能倾听公众的声音，其决策结果势必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

　　三、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原因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考察，造成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政府自利是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根本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布坎南认为，在公共决策或者集体决策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实践表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的描述更为切近实际，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如政府形象、声誉等。在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和公共性并存，公共性以显性方式表现，自利性则往往比较隐蔽，公共性的巨大功能往往掩盖了自利性存在的事实，自利性在公共性的前提下得以存在。政府的这种自利性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内部公务人员依托政府实现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利益的外化和内部机构为实现一定利益而产生的自利行为。在危机决策时，一些政府领导往往置公共利益于不顾，而去维护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这是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根源所在。

　　制度缺陷是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关键原因。政府自利性是一种客观的甚至有一定合理性的存在，不可能根除，必须靠制度来限制。这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要义。但在当代中国，与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相关的诸多制度存在缺陷。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决策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听证制度，决策中的专家咨询制度、公民参与制度、信息沟通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全过程跟踪记录制度，决策后的问责制度、民意反馈制度等。其中，有些制度已经建立但常常流于形式，有些制度还没有建立。不仅单项制度存在缺陷，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没有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和严密的链条。换句话说，就是制度的笼子还没有扎牢扎密，没有形成保障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的有效机制。

　　工具不足是领导危机决策回应性缺失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硬件方面高新科技引入不足。国际主流的高新科技应用包括灾害评估（灾害管理、地理评估、环境评估、经济分析、统计等内容）、卫星遥感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远距离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