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前沿
领导决策偏误及制约原则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付 超
日期：2015-06-08 18:08:33
| 一个不可忽视的悖论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进入一个社会冲突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危害性上都让每一个关心时事的公众心惊肉跳，很难找到安全感，更是老百姓“腰包渐鼓却不幸福”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6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突破6万起，而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2008、2009年都超过9万起。2011年群体性事件总数约13.9万起，平均每天发生380起，典型群体性事件约3000起。2012年约为14.8万起，其发生的频率更高，程度更加剧烈。这一现象如果发生在经济衰退期似乎很好理解，但它却是在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数据不断刷新的大好形势之下发生的，着实让人匪夷所思。这背后唯一的解释是，尽管国际上惯用的衡量一国实力的GDP标准使得我国成了世界经济强国，但并不代表我国是一个民生强国、生态强国，更不是人均GDP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自然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民幸福感爆棚的国度。由此可见，衡量领导决策是否可行，公共决策思维中以经济为主的思维模式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必须实现经济、效率、效果、公平的最佳匹配。关于经济与效率，我们过去谈得太多、做得太多；而关于效果与公平，尽管也谈，但做得却远远不够，甚至成为我们之所以陷入前文提到的悖论窘境中的重要原因。这里的效果与公平，就是所谓的整体效益。领导决策不仅要考虑决策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决策的整体效益，特别是决策实施后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决策实施后取得的整体效益是否能够泽被更多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是否有利于缩小差距而不是扩大差距，才是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4.无论如何，领导决策的出发点永远是且只能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社会组织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可分享的资源、环境、财富和价值。毫无疑问，公共利益理应是领导决策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管理学的观点认为，人都是理性自私的。作为享有公权力的领导者，如果不加限制地将这种理性自私应用于公共决策领域，就必然会漠视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就必然会将一切的职业道德、荣誉和热情“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实践中，领导决策总是关注某些问题而忽略其他问题，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愿意看到的事物。由此，领导决策本质上就包含了领导者个人的动机选择与目标确定。因此，必须确保这种动机选择与目标确定与公共利益一致。首先，要加强对决策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其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金钱观；其次，要保证决策权运行的开放性，确保决策权力的运作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中，要更加重视体制外监督，从立法上和具体制度机制上切实保障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地位与监督权利，使决策权“在阳光下运行”；再次，要建立和健全对领导决策的考评机制，以是否维护、促进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衡量标准；最后，在领导决策评价考核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引入责任机制，确保领导决策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
综上所述，领导决策贯穿行政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