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规定”与“软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硬规定”的落地实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不啃“硬骨头”，我们似乎就会离当代世界的平等理念越来越远，离人民的期待越来越远。我们不时地被积累下来的矛盾与困境围困，突围的难度越来越大。

　　其一，滋生特权的土壤堆积起来与公众隔离开来。一些领导干部也陷入了两难的悖论中，一方面他们需要与公众建立起信任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某种不能摆脱的诱惑，即追求权力带来的种种溢出的好处，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的自然是难的，犹如一面在筑墙另一面在拆墙。苏联政治活动家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一书中指出，党内特权是苏联解体极为重要的原因，严重的特权一方面使得领导干部不愿意放手，另一方面使得公众产生怨恨，当特权成为当权者的生活方式时，公众也就完全抛弃了他们。尽管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政府和领导者会在体制内进行动员，也会利用各种道德资源进行自我约束，如自己带头树立道德标杆等，但总体上这种自我约束的动力很弱小，效果也很有限，难以持久有效。尤其是政府内部掌握权力的领导者，与权力相比较，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总是显得微不足道。

　　其二，政府超然于社会之上的角色快要走到尽头。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能够相对独立于公众，超然于整个社会之上。作为资源配置者，政府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为那时经济增长有许多空间、空白和生长点，政府的布局即使存在瑕疵，公众的利益获得也是实实在在的，人们服从政府的原因是换取利益，而不是真正信任政府。现在政府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站在高处扮演指挥者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有求于公众，征地、拆迁，建立垃圾场，甚至建设公共交通设施、公共福利院等造福于公众的事情，也要依赖于公众的同意。我们已然发现“政府作为越多，公民感觉越差”的现象在蔓延。政府已经到了放下身段的时刻，如果公众对政府的公共开支没有知情权，那么，一方面公众无法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府首先破坏了这种信任合作机制的建立和维护。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针对政府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增多与这一机制的损害有极大的关系，甚至是某一个公共性事件被披露之后，无论政府是对还是错，有无利害关系的公众都不会站在政府的立场，反而会群起而攻之，少数人还会借题发挥，有意抹黑政府形象，夸大势态，说到底这与政府平时的权力傲慢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