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密室政治”的形成机制及式微原因分析

　　现代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恰恰是站在国家与公民的立场上对公共事务展开审视和体认，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把长期错位的政治主体移归于人民主体的转换过程。也只有完成这种转换，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知识分子也就摆脱了向君王上奏求国之大治的可怜心态，转向气宇轩昂地为社会大众谋出路；对于现实政治人物的衡量，再也不应当着眼于其个人的才能，而是考量其对民主所发挥的作用。“所以今后的政治，先要有合理的争，才归于合理的不争。先要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个体的共立。先要有基于权利观念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利的礼的陶冶”（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59-60页）。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精神的张扬，将政治决策由以统治者为起点的“密室”之中迎接到下面来，变为以公民为起点——“密室政治”的式微恰恰伴随着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和参政能力的提升。

　　（三）平凡英雄和“最美”精神消解了政治伦理取向下的英雄主义情结

　　传统政治伦理注重“修身”“正德”“养德”，这种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观念，对政治主体用谦谦君子之风来维护社会的礼仪生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其基本要求离不开修身自律，即统治阶层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但是，这种政治伦理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考虑价值构建，所以千言万语总逃不出君道、臣道、士大夫之道。德治由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由尽己之性以至尽人之性，都是将一人之道德强行推广于社会，使其成为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现实的政治主体并未建立，因此，民主政治还没有真正的主体根基，只能依靠统治者的道德自觉。面对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暴君、贪官和污吏，作为政治伦理构建起来的“民”，却往往束手无策。也正是由于政治主体的不充分，政治行为的动力往往来自于高高在上的朝廷而不是全社会。可以说，“密室政治”所彰显的“大丈夫”精神是一种理想的完美人格境界，一般人是很难企及的，对这些独特的“大丈夫”们进行赞赏和褒奖，只能让社会成员作为独秀盆景去欣赏、景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培育和完善，不仅需要从党员干部中发掘典型的“大丈夫”气概，用党的先进性来带动全社会，而且需要从社会各阶层发掘“最美”典型。这就让“大丈夫”们从高高在上走到每个人身边，进而形成“遍地英雄”的缤纷花园，积极弘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以此来积聚政治伦理的正能量，用他们的平凡善举扩散典型人格的精神灯火，用他们的诚信、友善品质引领当代政治的主流价值观。当前，各主流媒体大力弘扬的“最美”人物，无一不是普通人，生活普通、工作普通、经历普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

　　新时代的英雄和楷模不再是“密室政治”中的“高大全”式人物，而是我们身边和我们一样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