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与领导方式的转型

　　1.从“包揽一切”向“总揽全局”转变。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必然导引出“一元化”的领导方式，要求领导“包揽一切”，通过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实权来进行领导。实践证明，这种领导方式使领导陷入了各种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之中，分散了其对重大方针政策的注意力，容易导致重大决策失误。而且，由于领导“包揽一切”，权力太大、太集中，缺少外部的有效监督，也容易滋生腐败。国家治理则要求领导采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方式。一方面，领导要立足于大局，把握方向，集中精力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领导要从对人、财、物的直接掌控转向凭借公信力来领导。

　　2.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转变。彭真曾指出：“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一件事来了，老百姓总是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那时，只能靠政策。”（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在革命时期，为应对战争的风云变幻，采取以政策代替法律的领导方式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继续只凭政策办事而忽视法律，则会阻碍民主法治的进程。政策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能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灵活性，也为内部决策、秘密决策的“密室政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而法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强调稳定守成的社会秩序。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表现为由立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规则，必须是公开的。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领导方式一定要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转变，从眷恋“密室政治”向增强政治公开透明转变，从而充分发挥规则公平的效用，为增强社会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3.从经验决策向科学、民主决策转变。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决策的重心是如何打赢每场战争。战争的紧迫性要求领导干部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当机立断，做出决定，这为“密室政治”的决策方式提供了条件。而今，领导决策应该从经验决策转变为科学、民主决策。一方面，和平时期国家建设任务繁重，涉及面广，各方面的工作性质与战争有所不同，仅靠经验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大部分决策不具有战时的紧迫性，许多规划是中长期的，许多蓝图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这时的领导决策就需要充分考虑民意价值与民众的意愿，要群策群力，充分吸收专家的意见，这样决策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从依靠硬办法向注重软方法转变。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过程，是民众从被统治、被管理的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过程。统治模式下，民众是被统治者，统治者经常采用血腥、高压的硬办法来实行统治。管理模式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也是被管理的对象，相应地，带有控制、刚性、惩罚等强硬特点的领导方式也大量存在。而在治理模式下，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治理的主体，官员治理与民众治理并驾齐驱，这时候，领导方式就应该从原有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