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制”与“吏德”的生态论

　　二是“善制”的确定性有助于对“吏德”规范的把握。道德是诉诸人们的“良心”和内心的“道德信念”，让每个官吏各自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掌握道德的规范，去实践道德，难免会产生极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而且理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会进一步演变成实践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要让每一个官吏都能准确地把握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只能通过制定反映实践需要的一整套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善制”是集体理性，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有助于官吏对道德规范的把握。“善制”的确定性使得“吏德”变得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制度入手加强吏德建设可以避免道德停留在说教和一般号召的层面上，更具有道德规范把握的实在性。同时，也可以防止官吏以各种条件和借口对道德做随意的理解和盲目的处置，从而减少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三是“善制”的稳定性有助于“吏德”的养成。“善制”是在反复总结伦理道德活动的经验教训，历经长时期的规范与反规范的行为较量之后逐步形成的，是道德理性长期积淀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不仅具有空间上的稳定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善制”的稳定性能对“吏德”起到“养成”的作用。“养成”从本质上说是“吏德”的社会化过程，是外在于官吏的理性和善恶标准不断内化的过程，也是“吏德”由“他律”养成习惯而成为“自律”的过程。“善制”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也可以从道德认知上引导“吏德”的养成。

　　四是“善制”规范的强制性是“吏德”实现的内在动因。“吏德”是由制度保障的，良好的制度制约人性，不好的制度“逼良为娼”。作为制度化、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善制”具有强制性。在我国，虽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但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使用者的分离，容易造成权力错位和膨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冲突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官员身上，在这种冲突之中，官员行为的选择势必影响道德的实现。实践中，仅仅依靠官员的自律或有限的非强制性的他律来守住行使权力的“无私”性，不但远远不够，而且非常不可靠。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认为，历史的世界，特别是人的群体行为中的世界，绝不是理性和道德所能统治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