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与法制：治理权力真空导致的“边缘腐败”的思路

　　比如治理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问题，那些看起来详尽无比、苦口婆心的规章制度，实则回避了国家公务人员也是普通公民的一般性社会身份，用纪律约束的威慑力替代法律规定的权威性，看起来是想力图在防范公共权力滥用上做出组织体系的最大努力，根本上却还是把国家管理阶层脱离于社会系统大构架，在防范“边缘腐败”的同时人为制造了另类权力真空。

　　当前，依法治国的方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法律的框架下应该能够满足基本的公共权力运行轨迹规范要求。但是，权力真空的产生缘于法律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其表现为法律（含法规体系、纪律要求）制定从出台到执行实施总是无法完全依靠预测某类具体现象的发生来进行规划设计，与此同时，这种滞后性还会导致新型权力真空交集的出现。显而易见，单纯依靠现行法律的禁止性威慑力或者体系内自我调控的监督，显然是不足以将进一步深度隐形化的“边缘腐败”完全抑制住的。

　　“边缘腐败”的最大危害在于摧毁公共信仰。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边缘腐败”的核心危害不在于对制度的冲击，不在于对利益的取舍，它用一种大家逐渐认可并赞同的逆向反公权本质的现实行动，潜移默化地摧毁每个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判断底线，严重败坏全社会的风气，乃至于摧毁每个人的公共信仰。当掌握一定公共权力或者有限资源的人，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释放自我膨胀的私欲，牟取不正当的收益时，这样的“边缘腐败”使得整个国家政治生态或许就此以病态为美，社会公德也就此堕落下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边缘腐败”不一定非得动静惊天才是大事件，真空地带也不一定是制度万能就能完全杜绝，但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却很危险，一旦到了大家都视异样为正常的时候，那么结果可能会是致命的。

 

　　二、必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弘扬明德的价值

 

　　以成败论英雄的导向使得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现象愈加泛滥，在资本多寡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强大威势下演绎得愈加突出。而从经济领域到行政系统，从管理阶层到普罗大众，一味追求事功的庸俗化、功利化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管理系统，乃至于摧毁了全社会的公共信仰。“事半功倍”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正面词汇，它更演化成为不想干事业却想捞取功劳的手段。于是，跑关系、走偏门、搞勾兑就成为人们历来非常反对的官场病和吏治腐败的毒瘤。扭转庸俗化、功利化的社会风气，“明明德”是必然的选择。

　　有必要明确道德的一般约束意义。以德治国虽然不一定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一个不尊重、不依靠、不发挥道德作用的区域或者国家显然也就成了抛弃自身优势文明的蛮荒地。经济蓬勃发展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然，也是国家强盛乃至走向复兴的必然，而道德体系的框架及具体构成的相应更新也理当是历史的要求。道德体系作为民族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具有普遍性、继起性、公约性的强大内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