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社会化：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四、微博反腐的困境：反思与建设

 

　　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甚至进入一种低效率的锁定状态，即路径依赖。

　　反腐工作走出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困境，在于如何避免反腐工作和反腐方式的路径锁定，从而开辟出一条有效的路径。微博反腐就是近年来的一个尝试。微博反腐的困境，依照当代中国社会网络社区的发展形势来看，主要还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体制困境。所谓体制困境，就是正当性的反腐机制是希望政府部门通过体制与权力来完成反腐工作，而这样的权力是否具有实效，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人情社会和“官官相护”的既定官场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强弱。这里面，权力往往成为利益共同体成员相互庇护的一个工具，“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类如周文彬那样的“自杀式举报”者可谓少之又少，而周本人的这种举报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抱着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心态所做出的非理性举动。另外，希望利用体制与权力的动员对社会进行反腐，往往难以如愿。因为，前文中我们已经强调，腐败对政府官员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已经构成了危险，其社会动员能力会因此而大大下降，所以，其再用权力去动员群众是极其困难的。②参与者的角色困境。有效的反腐模式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媒体、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国际社会力量的参与（胡杨，2010），而政府的权力介入主要还是纪委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表1的分析中得出，最终反腐成功的主要因素还是纪委部门介入调查，从而撤免腐败官员的职务。同时，不断内卷化的反腐模式导致社会参与者的角色被边缘化。因为，由政府引导的反腐机制往往难以保障群众的举报权、监督权等权利，长此以往，参与者对此也就失去了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社会参与者的自我边缘化或被体制边缘化。另外，当政府主导性参与成为社会参与的主要形式时，由于民间社会的“网络反腐”难以与政府的引导性反腐体制实现有效的对接，从而导致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胡杨，2010）。值得深思的是，官员之间的庇护很容易形成反腐问题上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的尴尬关系。这就会导致反腐工作成为一个看似是“利益表达和诉求的窗口”，实则是一个“被堵死的空穴”（王华藻，2009）。③多元手段的效应困境。所谓多元手段，即包括教育、制度、监督、惩罚、改革等多种方式的综合性反腐方法体系。而其所形成的问题是，总体实效性太差，多元手段综合性治理腐败工作的成绩并不理想。④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所谓合法性困境，就是在微博反腐过程中，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反腐工作并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网络受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