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社会化：微博反腐的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本文主要选择雷冠希案来剖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①时效性；②代表性；③特殊性。此案完全可以客观反映出当下微博反腐的一些特点和困境。笔者总结了2011—2012年的微博反腐事件，并对其举报形式、时间、原因等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当前微博反腐的一些特点。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周文彬之类的“自杀式微博举报”之外，大部分是以“腐败伤害到的群众”的形式进行的微博反腐。实然，基于类如“人肉搜索”等功能的流行，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网友监督。这也印证了于建嵘的那句话：要真正震慑基层腐败，就必须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从外部对党进行监督。

 

　　三、微博反腐的不可逆性与非正当性

 

　　所谓微博反腐，主要是指基于社交平台传递信息、发表见解，并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主要目的的网络行为。对这样一种网络行为，以笔者愚见，需要从两个方面着重考虑。

　　第一，不可逆性。不可逆性主要是指在微博反腐中，网友发布的信息，由于微博传播的高效性、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难免会有误伤的现象发生。虽然迄今为止，在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还没有微博反腐的误伤事件，包括雷冠希事件在内，几乎是“一打一个准”，但是在其他案例中却有发现。比如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用户“中岛”发布微博消息说著名武侠作家金庸于2010年12月6日19点07分在香港圣玛利亚医院去世。而后，拥有十几万粉丝的《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盲从地转发了这条微博。最终，此微博发布的消息被确定为谣言。《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参与了此条微博的转发，其副总编辑刘新宇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微博出错而辞职的新媒体总编辑。可以看出，金庸被误伤的事件从整个层面来说，正是学界所担忧的，即微博作为反腐双刃剑的不利的一面。这样的一种不可逆性，再加上发布信息的即时性，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核实，所以往往导致他者利益或名誉受损。

　　第二，非正当性。非正当性是微博反腐另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国家法律法规还未对微博反腐进行法律认定，这是学界和社会现在所担心的一个制度性隐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3）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频繁爆发的政治腐败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继而导致群众将冤情或者冤案材料呈现在网络上，以在论坛或社区发帖的形式肆意传播，以尽可能扩大传播面为目的，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微博反腐的非正当性恰好折射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下降。

　　从雷政富事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反腐资料都是靠先在网络社区发布，进而引起网民的关注与讨论，从而以“围观改变中国”的姿态来驱使民意的力量，督促相关部门查办被举报者及其腐败事迹。这就构成了一个反思：为何举报者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反腐，如将材料邮寄或者提交给相关的信访、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