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场“隐权力”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规制

　　（二）官场“隐权力”的法律规制

　　我国现行立法还没有关于官场“隐权力”行为的明确界定。法律并不禁止公民之间的礼尚往来，这给一些政府官员提供了借机敛财的法律空间。通过官场“隐权力”获取大量隐性利益的行为既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所规定的贪污罪，也不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受贿罪。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官场“隐权力”行为仅被认定为违纪行为，较为严重的也只是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1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理。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轻罪，因此，《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1款常常成为“失忆”官员的避罪条款。因此，加强对官场“隐权力”的法律规制必须从立法层面入手，通过立法程序将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官场“隐权力”行为入罪化或重罪化。

　　加强对官场“隐权力”刑法规制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针对官场“隐权力”行为制定专门罪名，二是适当加大现有刑事罪名的惩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官场“隐权力”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与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等的客观方面有不少重合的地方，如果设定新的刑事罪名，如何协调“隐权力”罪与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新的难题。因此，本文认为第二种方法较为可取，可以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使其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等量齐观，从而有效治理灰色收入；同时，扩大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的涵盖范围，将官员法定权力之外的特权以及流散于特定关系人如亲信、亲属、朋友等的非正式权力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三）通过推进官员个人信息公开落实人民监督

　　治理权力恣意、规制官场“隐权力”的有效“药方”在于通过推进官员个人信息公开来落实人民监督。由于人民监督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层次和范围还相对有限。实际上，人民监督的公益属性决定了人民监督权对个人隐私权的优先性。政府官员作为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公众所瞩目者，其个人隐私权理应受到必要的限制，从而满足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换言之，政府官员在个人隐私权的界定上与广大民众同质同量，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或潜在侵犯。事实上，政府官员的私人生活与所从事的公共事业无法完全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官员个人信息公开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应然内涵。当前，社会大众对于政府官员个人信息公开的呼声愈发强烈，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对25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78.8%的人觉得当前官员个人信息不透明，81.7%的人期待官员信息充分公开。党中央亦开始了官员个人信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