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破解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瓶颈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卢爱国陈伟东日期：2012-06-04 15:29:32

居委会“五权”（服务站站长和工作人员的提名权、与居委会工作重叠的相关事务的协调权、对服务站人员行为和绩效的监督权、突击性事务调配权、工作经费把关权）。最后，重建居民自治机制。政府社会职能从社区居委会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以社区居委会为纽带、以社区民间组织为基础的有序自治机制。
　　二是重建街道大部门协作机制。社区层面整合“八大员”，建立社区综合协管和综合服务体制，带来了街道体制改革的内在需要。这是因为，如果街道现行的科室分割体制不随之发生变革，“八大员”管理将从区直部门的多头管理变异为街道科室的多头管理，街道分管领导之间、街道科室之间可能出现争夺“八大员”实际控制权的问题，社区综合协管和综合服务体制会受制于街道科室分割体制而“穿新鞋、走老路”。“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的亮点，不仅体现在以社区业务流程为导向，重建社区综合协管和综合服务体制上，而且体现在以街道业务流程为导向，重建街道大部门协作机制上。其一，梳理街道业务流程。江汉区将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能定位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将系列事务和系列活动整合为综合协调、党群事务、城市管理、社会发展和经济服务五条业务流程。其二，重建大部门机构。以街道业务流程为导向，按照相同职能合并、不同职能分开的原则，合并相关科室，组建“一室四部”（党群办公室、综合服务部、综合管理部、社会经济发展部、党群事务工作部）的大部门组织体系。其三，重建工作机制。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贴近居民，设立管理和服务窗口，实行开放式的一条龙工作机制。
　　改革亮点二：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衔接。从行动战略看，2000—2010年，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性约束背景下，我国社区建设选择了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战略，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主要依靠行政权力、行政资源，自上而下地推进社区建设。历经10年社区建设，国家快速建立了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稳定了基层社会秩序。同时，社区建设促进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促使居民交往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依靠单一的政府行动来推动社区建设的行动战略难以为继，亟须政府行动方式的战略转移，即在社区建设中，政府开发和应用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工具，把社会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纳入政府行动框架中，以实现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的有机衔接。
　　“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充分吸收社区建设的国际经验，顺应中国社区建设阶段性转移趋势，应用项目制这一社会政策工具实现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的有机衔接。项目制是政府投资、社区居委会组织和管理、社会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申报和运作的机制，推行项目制旨在通过扶持公共项目来培育社会组织和增强居民自治能力。项目制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项目选择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二，项目运作采取社会化的运作方式，强调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的主体地位。项目产生的主要程序是：社区居委会向社会组织（社区民间组织）征集选题—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优选项目—居务公开—社区居委会确定年度项目并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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