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视阈下谣言与信任关系的内在逻辑

　　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胡斌替身事件”到2011年的“抢盐风潮”乃至“7·23动车追尾事故”，中间无不充斥着各式版本、不同目的的各种谣言。事实上，流言、谣言可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谣言更借助网络新媒体获得了更高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传播半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不仅是一个容易滋生谣言、传播谣言的时代，更是一个容易陷入“传谣—辟谣—再传谣”循环的时代。我们既要看到谣言所带来的危害性和风险性，更应看到在谣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大众的心理趋向、执政的信任危机。其中值得反思的，除了政府应急管理技术层面，还有谣言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及信任基础。
　　一、谣言四起：社会信任危机的风向标
　　在现代汉语中，谣言属于贬义词，具有不实之意，主要指一种缺乏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关于谣言本质的界定，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特·希布塔尼的表述，认为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谣言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过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当前社会背景下谣言传播突出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谣言表现为一种集体非理性行为。其次，谣言表现为一种精神对抗的产物，是一种公众造就的“社会精神现象”。再次，谣言表现为一种对现实的扭曲折射。
　　正如卡普费雷的经典观点：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一切，其中包括谣言。确定性、可控性和安全感、信任感是一切良好预期及稳定行为的心理基础。一旦丧失了这种基础信任，个体就会陷入“存在性焦虑”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应激性反应和非恒常性举动。综上所述，作为社会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一个地区谣言传播的情况，可以揭示该地区人们对于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在危机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完备，人们容易降低对官方宣传的信任，增加对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谣言可信度。当公众认为自己暴露于事件的危害和风险中，但不知道或者不确定如何规避这些风险时，强烈的不可控性和不信任感带来的恐惧就成为谣言滋生的心理基础。
　　二、从传统到现代：社会信任关系的裂变催生谣言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关系的基础主要有四类：一是亲缘关系，二是地域关系，三是宗教信仰关系，四是传统规范关系。在西方社会，宗教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它不仅为个人和生活提供了最终解释，而且还使人们的内心深处获得一种安全和抚慰，是信任关系的最高境界。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信任关系主要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范围内对传统习俗、规范的遵守和维系，当旧的关系被打破而新的关系尚未确立时，则公众行为趋向于失范。
　　1.传统社会信任关系日渐式微。中国传统意义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本质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制度等的总和。在这种农耕文化背景下，社会交往半径非常有限，人际关系主要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纽带，具有熟人社会的特殊性。因此，中国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的一种特殊信任，对于家族以外其他人即“外人”普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