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赋能基层治理的智能鸿沟及其弥合之道／刁俊文 石 路

　　首先，有学者认为算法赋能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卢克•多梅尔提出了政治人工智能助手影响下的“积极公民”概念。［14］具体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发展为计算宣传的政治工具，其可以通过估算公民的政治倾向结果，投放他们感兴趣的政治议题和资料，以推动政治投票和决策推荐等民主过程的运转。

　　其次，算法治理与公民的基层政治参与是相悖的，突出表现为公民自由意志与选择权利的受限。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基层政府和企业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平台“算法不透明和算法滥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公众隐私”［15］。这必然导致基层群众慎言慎行，不能直抒胸臆，公民基层政治参与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否则，公民的隐私就会不断流出，人们就有可能随时在智能算法的监控之下“裸奔”，同样不自由。另一方面，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受到限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参与的选择权受限。选择本应是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和喜好进行的主观决断，但是在碎片化信息的侵蚀下，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时所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基层治理的一切都由代码、算法说了算。这样会导致公民成为被算法设计的对象，逐渐丧失参与算法治理的选择权利。

　　三、算法赋能基层治理的智能鸿沟之成因

　　算法的本质为深度神经网络的应用程序，它们以数据驱动的方式执行基层治理中的自动化决策任务。基层治理的智能鸿沟是这种程序运行中所产生的算法区别对待，存在于基层的公共空间中，涉及物理—社会—数字的三维基层治理空间问题。［16］

　　（一）基层物理空间的盲目升级换代

　　基层物理空间作为基层治理的硬性空间，主要包括街道、治理工具、管理平台等基础设施。在算法赋能基层治理中，大部分的治理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场域、技术手段等物质资料，不存在脱离物理空间独立开展的基层治理活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物理空间的盲目转型，部分基层群众无法适应数字化生活，加剧了智能鸿沟。

　　一方面，算法技术引入泡沫化，“半吊子智能化”与基层治理机制未融合。近年来，社会生活的数据化与治理的可计算性倾向愈发明显，基层政府争相投入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算法技术的迭代升级。不过，一些所谓的算法赋能治理已异化为基层政府“晒政绩”的技术工具。例如，数字平台众多且兼容性差，基层干部手机中满屏的政务APP，但是使用率低，算法治理背后体现的还是既定思维与传统行政管理机制，产生了应用脱节现象。

　　另一方面，治理方式的全覆盖性侵占了基层公共空间。基层公共空间也就是公共物理空间，它“既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的物理场所，也包括公共参与平台和公共活动”［17］。基层智慧治理的主体除了基层政府以及算法技术，还应包括基层群众和社会组织。当前，算法治理在公共空间上实现了对基层群众的全覆盖规训，将村（居）委会、公告栏、院坝等基层公共空间全部纳入算法权力规制的空间，实现了矛盾化解从线下到线上、事务管理从“纸间”到“指尖”的全覆盖。显然，这种看似清晰化的治理方式却挤压了传统承载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公共议题的基层公共空间，从而导致算法赋能基层治理的多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