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化解之道／杨艳文

　　当前农村居民分化加剧，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复杂，乡村社会的割裂可能导致乡村全面振兴缺乏群体共识和集体行动，一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难以落地。

　　村组干部是乡村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掌握着村庄发展规划的决策权。调研发现，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上级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及分包的各类进村项目，既无暇为乡村整体发展谋划，也无能力为乡村全面、长远发展绘制蓝图。返乡大学生群体是乡村现代化事业的新生力量，其创业收入与在城市相比虽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其更加看重在乡村所创事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希望得到各项产业项目和政策的扶持。步入正轨的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是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其收入相对可观，但需要不断投入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对兴修水利、土地整治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农业贷款方式、提高农业保险赔付率等方面有迫切需求。种养大户是守土务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他们面临土地租金不断提高、土地流转合同期过短的难题，不敢投入或升级农业设施设备，生产经营抗风险能力差，收入不稳定。外出农民工是农村社会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外务工，虽没有实际参与到乡村全面振兴事业中，却是决定乡村振兴进程和方向的关键性群体。他们目前收入相对稳定，但希望土地流转租金稳定并有所增长，既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和公共服务，也不放弃农民身份而在农村的特有权益。留守乡村的普通农户及低收入人群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关照的弱势群体。他们希望农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及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水平能提升至城市水平。

　　由此可见，当前不同农村群体都基于自身处境和利益，期盼不同政策待遇，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而对关乎全体村民公共福祉的村庄整体发展方向、路径和进程，却缺乏共识、凝聚力和集体行动。日益加剧的群体利益分化让人不免担忧，关乎农村发展未来和方向的综合配套改革亟须凝聚社会共识基础和集体行动力量。

　　（二）营利型经纪人主导下的项目进村可能导致乡村公共决策失误

　　项目制作为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形式，为乡村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外部资源，是各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普遍依托的资源配置方式。一些研究已对项目进村后造成的“少数与多数的僵持”“富人主导的分利秩序”等现象做了生动描述，这些现象降低了项目进村的实际效益，导致项目并没带来与之匹配的政治社会效益，结果是“国家政府出了钱，农民不买账”［1］“乡镇基层政权的自我削弱”［2］。

　　笔者在中部地区调研时遇到一个“十里桃花”乡村旅游项目，村干部包装策划，从县移民局等部门争取到198万元的财政支持。通过向项目落地所涉及村组的成员口头描述该项目带来的产业发展美好愿景，征得村民的签字按手印后，项目顺利开工。该项目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县里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修建而成的水库灌溉渠废掉，修建了一条“乡村旅游砂石路”，美其名曰“解决了上千人的交通出行”。结果，2020年七八月份，暴雨连绵数日，由于失去了水渠的缓冲功能，从群山汇聚而下的山洪泛滥，冲毁了项目所在村组的生产生活道路，局部山体滑坡导致几家农户的粮田被毁。受灾农户苦不堪言，遂纷纷上访，要求停止项目，恢复水渠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