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的逻辑进程、基本特征和经验启示／王江波 王会民

　　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经济改革面临新情况，以经济为主导的改革路线遇到新的挑战。在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显著、城乡分化、官僚寻租等问题相继浮出水面。在国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改革开放”后两个字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与国际社会日益频繁的互动把以前较为忽略的问题推向了前台。在知识界，一些人从以前沉浸于宏达大叙事、“自说自话”的理论视角中走出来，开始在具体实践中注重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在民主形式逐渐完善之下，我们对民主的定义放到了经济绩效和法律、社会权力上，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展的深刻认知。经济的巨大成就带来的是制度自信，在民主建设上，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顶层设计，并逐渐实现融合。

　　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的“顶层设计”一词很快成为流行语。当今，科学知识的拓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识的形成、党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极大地避免了“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的路径模糊、难以形成共识和隐藏的极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集中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效结合，在民主范畴上实现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监督，实现真实性的人民民主。

　　（四）民主效力：由解决中国问题转变为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文革”结束后，为维护正常秩序和回应人民群众对民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选举民主，实行差额选举，并将其制度化。对选举民主借鉴了西方理论，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主西式化，偏离了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上国内西化政治思潮的泛滥、苏联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为防微杜渐，以稳定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体制成为最优选择。在民主稳行的大环境下，农村领域成为一块宝贵的试验田，主要解决的是公社解体后在农村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这一难题。村民自治成为由下到上、逐步推进的理论实践。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基层群众自治观念薄弱、自治能力不强、自治制度还不完善，导致选举程序的潜规则、形式主义、政策空壳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稳定发展带来的贫富问题与政治争论，面对基层民主的困境，面对新阶层的出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