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可持续脱贫的数字化治理研究／徐春光

　　数字化技术助推农村产业及新业态的发展。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农民的收入渠道与销售渠道有限，农业发展观念落后，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众多新技术的运用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使他们看待问题的眼光更加长远与全面，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并促使农村地区不断探索产生新的业态。农村各种主题旅游项目发展日益红火，电商、物流等产业已经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新亮点，不断拉动着农村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地区产生新业态的同时，也不断赋予传统农业发展机遇，“互联网+农业”的应用与各种数字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逐渐改变了小农经济的传统种植模式，促进产、供、销全产业链的融合与效率提升，从而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二）数字化技术有效促进了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数字化技术可以打破城乡之间的发展障碍与阻隔，畅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产品等在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农村地区经济逐步向市场化完善。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开阔广大农民的视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整体素质，并不断获得外界最新的技术与知识，树立新发展理念。新业态的产生与传统产业的发展使得广大农村地区日渐融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竞争，不断促进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甚至国家整体经济部署的接轨。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改善以往农村地区的信息闭塞状况，使市场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化。数字技术的合理高效运用可扩大农民与外界的接触渠道，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察觉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建立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生产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实现农民生产与市场的有效统一。此外，数字化技术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可以打造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以此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三）数字化治理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协同增效

　　人类理性可划分为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主要是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去审视行为决策，更加注重行为与决策动机的价值意义［1］；技术理性则是与科技发展相对应的理性，注重决策目标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2］。以西蒙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学派认为，任何决策都离不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前者主要强调决策的价值导向和理念追求，大都属于决策者主观判断的范畴；后者则体现客观事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3］乡村治理数字化可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价值。同时，数字化治理又是在我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基础设施日渐完善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进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改革具有客观现实性，充分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耦合效应，未来应继续促进二者协同增效，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提升与农村经济发展。

　　二、后扶贫时代的数字化治理框架

　　2020年，我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