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问题的经济社会学思考／杨宏力

　　二、合村并居之惑：农民为何不愿意上楼

　　第一，农民主观意向不强。不可否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某些领域基层政府面临一定的信任危机，尤其是涉及土地征收、土地开发的工程项目，由于政府难以摆脱“诺斯悖论”的困扰，群众的生存伦理和经济伦理意识又日益增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常常引发干群关系紧张。此轮合村并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群众想当然地把此事和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可以腾出的土地指标联系起来，再加上对该工作缺乏应有的了解，强烈的防备心理使得大家对合村并居工作认可度低，上楼的主观意向不强。

　　第二，农民心理预期过高。近年来常有农民因征地补偿而一夜暴富的媒体报道，网络上也常有一些隐晦的所谓“内涵段子”，现实中也存在大量的城郊农民因拆迁获利颇丰，这些因素叠加产生的示范效应推高了农区群众对合村并居获得利益的心理预期。农民亦具有人类选择性注意的心理机制，对于城郊农民获得的相对较高的补偿与自己所获补偿之间的差别较为关注，而对于城郊与本地偏远区域的地理差别则选择性无视，在房屋补偿面积、安置补贴等方面总和城郊农民相比，当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足以支持其较高补偿时，群众意见便比较尖锐。

　　第三，农民预期福利改善不显著。根据媒体报道和笔者实地了解的情况，此轮合村并居，尤其是远离城郊的农区居民，并居后的预期福利改善不明显。从经济角度来说，由于多数农区居民并居后仅能获得一套补偿房屋，且是生产生活并不方便的高层楼房，房屋本身并未带来直接经济收益，但生产生活成本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且合村并居时并未针对并居群众的就业、生活成本增加做出相应的安排设计，因而加大了农民的隐忧，并未显著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第四，基层工作有待细化。宣传工作不到位，不少群众对合村并居工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合村并居的具体时间表、补偿标准、后续安排、群众后顾之忧的解决方案等不清楚。解释工作不到位，对于群众关注度高、咨询次数多的问题没有及时给予官方回应。服务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对群众旧居一拆了之，对后续的人员安置、被拆家庭子女就学、被拆家庭生产生活等服务没有及时跟上，积压了不少矛盾。

　　第五，乡村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农民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部分在外务工农民完成初期资本积累回乡创业，“中农”群体强势崛起，农民的意见表达渠道更加多元且通畅，推动当今中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态势已然形成，传统村庄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这些变化要求基层政府重新审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逻辑，转变治理思维，建立与农民之间的对话机制，丰富治理方法和手段，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治理机制，以自身治理能力提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