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系统中语言腐败的表现及治理之策／李 想

　　就追逐利益而言，如果说腐败是利益的外显和异化，那么语言腐败就是语言使用者在追逐权力范围之外更多的利益。在健全的权力运作模式中，无须使用腐败语言便可实现目标利益。而当实现权力的外在条件和内部机制发生改变时，目标利益的既有实现机制也随之改变，语言使用者就需要根据改变了的规则重新设计个人行为以便谋取目标程序之外的利益。当目标利益超出权力范围时，人性恶的潜质被激发出来，会寻求通过语言腐败获得权力范围之外的超常利益。可以说，“任何腐败行为的实施都是人性之恶在缺乏约束环境下对物质或精神诱惑的应激反应”［3］。腐败语言的使用者往往期望通过腐败语言获得荣誉、地位、机会和话语权。对中纪委、中央巡视办等部门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的腐败分子分析研究发现，60%以上违反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是腐败语言的使用者，他们要么使用暴力语言肆无忌惮地伤害同事和下级，要么使用失真语言隐瞒重大事项，尤其是在“跑官要官”“打探消息、对抗组织调查”等行为中，语言腐败更是频繁出现，甚至同时兼用多种腐败语言形式。

　　就规避风险而言，腐败语言的使用者往往基于对信息不对称风险和话语权弱化风险的估量而相机选择使用腐败语言。一是信息不对称风险。在基层党政系统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比较普遍，上级和下级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供给方和信息需求方，都有可能把持信息流通渠道进而操控信息流动趋向。双方在信息需求链条上经过角逐和博弈，最终都选择滤掉不利于己方的信息而释放那些不会损害自身利益的信息或有利于自身的信息。但比较而言，下级收集、加工和辨别信息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更大，因此，下级更可能成为信息需求一方。为了获得各种信息，尤其是在获取关乎自身利益调整的信息时，下级倾向于采用语言贿赂以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源，摆脱信息盲区，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二是话语权弱化风险。基层党政干部在党政体系中处于话语权末端，话语渠道有限，话语优势不足。他们往往依赖组织内部信息渠道表达己见，一旦组织内部渠道阻塞，就面临话语权丧失、利益受损的风险。因此，基层干部要在当前话语体系中掌握一定话语权，前提是话语渠道畅通，防止上级或其他部门随意更改或关闭话语渠道。当语言贿赂能够有效降低话语权弱化风险、防止对方话语霸权时，语言腐败发生概率大增。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讲，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本质上是一纸双面、一车双轮，追逐利益的目的是规避风险，规避风险的目的是维护既得利益、追逐更多的预期利益。对腐败语言的使用取决于腐败语言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值，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人性恶的方面被激发出来，权力使用者变成腐败语言使用者；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人性恶的方面被抑制，腐败语言的使用欲望得到遏制或消解。

　　（二）使用者的错误观念

　　党政系统内语言腐败的发生跟领导干部头脑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密切相关。第一种错误观念是“建立权威”。有些基层领导干部误认为，通过腐败语言来贬低、侮辱、打击他人，尤其是直属下级，能够树立个人权威，提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