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公务员化的生成逻辑与制度设计／王丽敏

　　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监督执纪的软弱对村干部规约处置乏力。一些人把当选村干部作为谋取经济资源和个人财富的有效手段，因而，换届选举时不惜重金进行“贿选”，私下拉票、唱票区闹事等乱象屡禁不止。通过社会关系网操纵民选上台的村干部，在监督考核不具震慑力的情况下，一方面，基于对选举投入—产出的理性计算和“礼尚往来”，很容易与其关系人发生利益输送或实现利益均沾，使乡村“微腐败”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作为“村民利益代言人和国家政策执行人”的村干部，多数情况成了上级政府在村庄的执行者。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插手公共资源从中谋利，这也导致近些年农村黑恶势力侵入村“两委”，并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获取利益和社会资源，对乡村有效治理构成严重威胁和巨大挑战。村务监督委员会本是对村务决策和公开、财政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资金等方面实行监督作用，但是目前，村监委通常要么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由村“两委”干部兼任；要么由村里的无职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来承担监督责任。他们甚至处于被村支书“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尴尬境地，加之现行村组织体制，导致村监委监督乏力，形同虚设。对于违法乱纪、涉案金额不是特别巨大的村干部，对其处置多是依据党纪处分的五种类型（通报批评、警告或严重警告、留党察看等）、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或根据地方性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在年度考核中减分等，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和严格的法律制度，造成对村干部腐败的查处力度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现象。这极大地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也直接关乎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可和信任问题，亟须从严治理。

　　二、村干部公务员化能有效满足村庄领导力需求和乡村善治需求

　　大量的农民离乡进城，说到底，是他们对乡村的理性思考与计算，更是对我国长期以城市导向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结果的一种回应。村干部公务员化，是显化的人才导向和乡村发展导向，能够在乡村人才振兴上尽快破题。

　　村干部公务员化能有效聚集储备高素质村干部人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工作环境、薪资待遇、职业认同感等因素影响，高素质的人才大多不愿意到农村就业和发展，高素质的村干部更是匮乏。与此同时，在我国东部一些省份，由于实行村干部职业化和后备干部制度，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知识型的年轻干部能够多渠道了解民情民意和各类社会信息，了解村治中的挑战和机遇，以及与外界的协作，形成了良性循环。同时，也是一种乡村导向的发展思路，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回乡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归”人士，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心骨和领头人；吸引大学生到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善治储备人才。

　　村干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