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人王”思想的管理局限性及当代启示／周海涛

　　再次，从目标设定来看，“圣人王”因其遥不可及，而具有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圣”作为儒家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绝非常人所能及。第一，圣人是道德完美者。《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看来，圣人既要做到“修己以敬”，还能“修己以安百姓”。第二，圣人要有大功业。在谈到管仲时，孔子称赞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153孔子甚至认为当世就没有“圣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99可见，“圣人”要兼具内圣和外王双重属性。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如果把“成圣”作为王者的必要条件，尚带有约束君王行为、砥砺君王品德的意义，那么，如果把这一标准推广到各级官吏的选拔上，则必然会因过于理想而难以操作，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汉代察举制为例，察举的标准首在“孝廉”，但由于后期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纰漏，以至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闹剧。鉴于这一教训，曹操一反这种唯道德论的选人标准，他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讲：“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2］从曹操的用人思维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圣人王”因目标过于高远而暴露的一些问题。

　　最后，在实现路径上，“圣人王”因其过分依赖读书明理等手段，而显得单一和偏狭。隋唐以后，由于科举的大盛，宋代理学家构建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圣”方法论，给读书和“成圣”之间架起了桥梁。从整体上看，科举实现了中国古代选拔制度的整体转型，即由此前的重军功、重门阀、重贵族转变为重读书、重道德、重士大夫，也确实给社会输送了大量有家国情怀、道德情操的儒家士大夫。但也要看到，在这种体制和导向下，也出现了不少“空谈心性”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结果是，宋明儒学最为昌盛，结果宋明都亡于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究其原因在于，通过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或许能培养出大量品德高尚的文士儒生，但未必能选拔出大量勇于任事、知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