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智慧的缘起、内涵及其培育／马增敏

　　（三）基层治理的流动性

　　基层社会不仅是复杂的，同时还是流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地处于真空中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网络社会，而基层治理的实践就在这动态场域中进行。既往具有决定论特征的制度运行已然无法适应这种动态化的治理逻辑。传统强调条例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思维方式，亦不能应对新问题与新情况。对此，齐格蒙特•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是固化的、沉重的，而现代社会则是流动的、轻灵的。在现代性社会结构中，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新的事物，并对事物“不确定性的渊源”抱有强烈的好奇。这一社会倾向，同样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基层治理的新要求：微观个体的实践智慧

　　（一）新时代对个体实践智慧的必然要求

　　基层治理的精确性、情境性与流动性，导致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结构性规则变得生硬且滞后。基层干部的行政实践不能再简单依靠援引文本规则进行规制。因为行政情境的高度流变性以及主体间强烈的互动性，大大消解了制度规则的刚性特征，这意味着基层干部往往会置身于一个需要进行情境自主管理的强大能量场之中。这就对个体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种能力的焦点，在于基层干部对社会治理中的各项事务，都能够正确地、及时地、恰如其分地应对。

　　（二）德行：价值选择的智慧

　　基层干部实践智慧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追求德行与善的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在复杂治理情境中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智慧。实践智慧的观念基础是一种追求善的思维认知，个体能够在对善的体悟中培育道德情感，在对善的不懈追求中锤炼道德意志，并自始至终将对善的思量作为道德行为的依据。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的践行者，基层干部不仅需要廓清、理解微观治理情境中的诸多变量，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将公共的善注入行政实践中来。在对善与德行的价值考量中，基层干部既能够良好地规避近代工具主义、理性主义异化而导致的一系列治理风险，又能够平衡基层治理中差异化诉求导致的利益冲突。就此而言，价值选择智慧的本质就是治理主体能够凭借一种实质理性，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在管理者自主的道德践行中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矛盾。

　　（三）智识：方法选择的智慧

　　实践智慧除了价值维度的内涵，还包含工具性内涵，即行动者自身的一种智识存量。基层治理实践是多元主体在智力、话语、知识、技术等层面进行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一个具备良好智识的基层干部，一定是具有较高决策理性以及较强推理、预测与计算能力的行动者。它依靠的是行动者对机遇和规制因素的敏感度，依靠的是行动者对“游戏”情境中他者行为的一种直觉性预期能力，并且归根结底依靠的是基层干部自身坚实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这一对智识的要求，会在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成为主流趋势的基层治理中被反复强调。［1］如果说既往对于社会事实的解读乃至对社会规律的揭示关乎的是一种认知能力，那么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实践智慧则更应该关注个体的元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