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效率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言论管制与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虞崇胜 何路社

　　当然，对于一些恶意引导社会舆论、发布不实信息的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决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由而放纵不管，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惩治。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绝不是主流，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水平。就社会舆论而言，无论是阳光却刺眼的意见，还是深刻而大胆的建议，都值得认真对待，也需要积极引导。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开放、包容和有序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让人们有话能说、有话敢说，让不同的意见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中得到表达，在观点碰撞中使正确的意见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

　　二、言论管制与言论自由的辩证统一

　　（一）言论管制的度是法治

　　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立场和角色看，最理想的当然是希望通过言论管制使社会舆论帮忙不添乱，要天亮（权力决策后）鸡叫，不要半夜（权力决策前）鸡叫。这一方面能减轻治理压力和难度，保障政府决策的轻松顺利执行，以便有更多的精力为人民办实事、干好事；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权威高而有效，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以此衡量，这次疫情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应对，从政治规矩上讲都没有犯大的错误，完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政治正确—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地方的表面稳定。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对言论的管制超出了法治之度，走向权力任性的人治。如武汉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已经得知张继先医生通过国家正规渠道预警信息的情况下，出于担心引起社会恐慌造成混乱的考虑，违法动用国家权力干预属于李文亮等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一次及时控制疫情机会，于是这次疫情扩散暴发在所难免。

　　仅仅通过国家正规预警渠道应对疫情，从武汉市到中央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需要一个信息获取及处理过程，从而产生必然的信息时间差，还有部分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更是为疫情雪上加霜。另外，在中央集权式治理体系下，武汉市不具有足够的地方自治权，缺乏主动性，处处、层层请示，等待观望，导致应对效率低。

　　通过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应对疫情，社会舆论由下至上对权力的监督全面、及时、有效，信息直接对称，可以使政府决策者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就这次疫情而言，如果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充分，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武汉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官员必然会大大提高应对效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有可能避免这次疫情扩散暴发。人民群众的整体经验和智慧不可估量，发挥这一智慧的重要途径即有限度的言论自由。总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