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战略：基本面向、实施动力与实现路径/冉 连

　　（三）注重“理性型思维”与“负战略思维”的运用

　　西蒙在1976年介绍了理性的世界观、研究方法及应用手段。他论述了两个层面的理性：内涵理性和工具理性。内涵理性是指如何理性地找出应该办好的事，而工具理性是指如何把事情办好。因此，我国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要注重“理性型思维”的培养与运用。战略化政策大致对应内涵理性，亦即理性地找到该怎么解决长远的政策问题、实现长远的政策目标；而政策战略化则主要对应工具理性范畴，亦即如何去相应地推动实现政策目标。如果我们在政策战略研究中仅仅注重内涵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政策目标就会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不能付诸实践；如果我们的政策战略研究仅仅关注工具理性而忽视内涵理性，政策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负战略思维”强调风险管理，提醒相关的政策制定主体不应该总是处于盲目的乐观主义状态。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可知，每个人的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客体事物又处于千变万化的复杂状态，相应的主体不可能做出综合准确的决策。因此，管理者有必要应用“负战略思维”，在制定重大战略决策时避免乐观主义，全面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以保证不会在问题出现时难以补救。［3］我国公共政策战略研究尤其要注重“负战略思维”的运用，在政策战略制定过程中要考虑政策战略目标实现过程出现的各种主观与客观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做相应的分析与总结，从而有效推动政策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在政策战略研究过程中要将“理性型思维”与“负战略思维”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政策战略研究的全面性与有效性。

　　（四）避免陷入西方实证主义套路与落后主义误区

　　我国的公共政策战略研究注意不能陷入西方研究的套路与模式。西方在战略管理方面比较注重推崇实证主义分析方法，过分地追求战略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往往会将学者的眼光局限于此时此地或者彼时彼地，而不能实现跨时跨地的分析。同时，缺乏实证经验或具体战略思维的研究者只能收集、分析描述性的实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国公共政策战略研究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战略管理研究的实证主义套路，要结合中国具体社情、国情，运用与匹配多元的研究方法来实施政策战略研究。我国战略管理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公共战略管理研究更是发展缓慢，因此政策战略研究也就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的战略管理理论与方法，但西方的方法有重大缺陷，又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场域；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就导致学者们在研究心态方面很容易陷入平庸主义状态，致使研究停滞不前，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战略研究成果。因此，我国政策战略研究要求学者具有研究自信心，不盲从国外学者之权威，跳出落后主义的框架，采用前瞻性角度去分析，致力于掌握学科前沿理论，推广及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唯物辩证法在战略管理学中的应用与研究，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4］

 

　　参考文献：

　　［1］周敬伟.负战略思维的思考［J］.时代经贸，2006（S4）：27-28.

　　［2］叶国灿，何晓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