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燃烧理论与城市安全的优化路径分析/孙 雪

　　二、城市安全“燃烧”类比分析

　　（一）“燃烧物质”引发城市安全共建困境

　　1.共建主体多元化不足、积极性不高。“公民参与是有效的社区公共安全共建的重要构成要素，而社会资本对此具有基础动力源的功能”［3］，但实际中，社会资本呈现出存量不足、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引发城市安全共建主体供需不足的矛盾困境。这可以归咎于社会资本的消极性以及负功能：第一，安全利益排外性；第二，随着团体内部安全共建义务的增多，会产生搭便车现象；第三，限制个体自由，由此造成城市安全共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且分布不平衡。［4］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使得基层各类主体参与城市安全共建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影响城市安全共建主体多元化；社会资本分布不平衡，使得资源强势的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安全共建的机会更多，而资源较弱的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安全共建的机会偏少，从而制约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安全共建的质效。

　　2.个体安全意识不强。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指出，“安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决定了对组织的安全和健康管理的承诺，以及该组织的风格和熟练程度”。城市安全文化可概括为城市社区辖属个体对安全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的认知，但实际中存在城市社区辖属个体对风险认知能力低与辖属风险高发情形不匹配的矛盾状态，造成社区个体安全意识不强。这可从两方面解释：第一，社区本身就是城市安全文化构建的薄弱区域。当下城市基本实现了针对安全工作人员的安全文化培训，但安全工作人员的安全文化吸纳、转化、影响还未充分延伸至社区，使得个体对社区安全风险的认知能力距离预期还有差距。第二，城市安全文化需求供给不匹配，影响城市社区个体对社区安全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的输出。

　　（二）“助燃剂”引发城市安全共治困境

　　城市安全共治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安全示范社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社区等安全项目进行落实，但实践中，这些项目沟通协调不充分，使得城市安全项目建设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导致安全项目建设方案、考核验收标准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交叉，甚至产生冲突、对抗等矛盾，引发城市安全项目共治困境。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由于安全项目涉及职能部门多，如民政、应急等部门，但对这些职能部门的综合协调没有落实到位，从而影响政府部门共治城市安全质效。另一方面，城市基层受人员、专业、